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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张志安 刘虹岑
■个人简介
刘万永，1996年本科毕业于河北大学教育系，1998年毕业于中国新闻学院，同年进入《中国青年报》工作。现为特别报道部副主任，中共十八大代表。2003年全国新闻界抗击非典宣传优秀记者，2009年腾讯网年度教育记者，中国青年报2010年“年度最佳记者”。曾三次获得中国新闻奖，并于2012年获得第十二届长江韬奋奖。代表作品有《一个退休高官的生意经》、《王佳俊冒名顶替读大学路线图》、《公安部处长洗冤录》等。
■作者张志安，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虹岑，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学生。基金项目：中山大学百人计划引进人才项目“新媒体环境下的新闻从业者”（17000-328130）成果之一
■访谈实录
『我是“官员的长相，记者的命”』
张志安、刘虹岑（以下简称“张志安”）：你曾说自己做记者是“命不好，心态好”，为什么这么说？
刘万永：前两天，我们部门的人跟我开玩笑，说我是“官员的长相，记者的命”。我长得挺像官员的，但却是一条当记者的劳碌命。作为记者，很辛苦、收入比较低、工作没规律，当然也有风光的时刻和场合，但更多的时候面临着身体上的疲惫、心理上的压力以及持续降低的社会评价。
我觉得，现在整个社会对记者的评价越来越低。八十年代的时候，记者承担了更多社会启蒙的作用，《人民日报》的记者去各地采访，都会被当成是“领导”，受人尊敬。但现在，大家更多地是把记者的工作与低俗新闻、为了出名而制造假新闻联系在一起。
张志安：80年代记者不仅在启蒙，而且也在宣传。现在大家在抱怨炒作或假新闻，但这个职业是不是也被祛魅，告别了宣传者、启蒙者的角色回归了记录者的本位呢？
刘万永：记者的职责当然是记录历史，从说教、宣传到记录，确实回归了媒体工作的本位。我不认为把过去记者当成领导是对的，但记者这个行业社会评价持续降低，确实让我很忧心。
张志安：在“命不好”的情况下，你怎么保持比较好的心态呢？
刘万永：如果前提是“命不好”，你可以离开，也可以选择留下来。如果选择后者，就努力有一个好的心态。
做记者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发自内心地热爱这个行业，热爱自己的工作。
一方面，从判断选题到最终成稿这个过程中，记者是否有用心，对这个稿子的成败影响是很大的。虽然稿子写出来，有时候读者看不出来记者是否用了心，但是记者自己肯定知道。
另一方面，从收入、社会地位、社会声誉上来讲，有很多工作比记者这个工作来得好。所以，我觉得一个记者是否能够走得够远，是事关新闻理想的。我在《做有硬度的新闻》[1]这篇文章中写道，有很多人因为各种因素而离开了新闻这一行，我并不反对别人这么做，这是件好事，说明这个人还是有很多能力，可以自主地选择自己的职业。但新闻这个行业还是应该有人能够坚持下去。一个学新闻的人，毕业之后在这个行业干个三五年，这说明不了什么问题，有的人能够坚持下去，而且还奋斗在一线，这是值得尊重的。
对于我而言，我喜欢并且能够胜任这个工作，至于其它因素，比如收入，我不是不考虑，只是我现在的收入自己能够接受，而且这个工作还能给我带来很多乐趣，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所以，带着新闻理想，在这条路上能够走得更远一点。
张志安：为什么不少记者到你这个年龄，都容易感到倦怠甚至厌烦，但在你同事的眼中，你还是保持着非常积极的状态。你是如何克服职业疲惫感的？
刘万永：疲惫感肯定大家都有，我不可能像打了鸡血一样，永远不疲惫。懈怠的时候，有时也会问自己：岂有豪情似旧时？！只是我对新闻还有热情。我一直觉得，还没有做到我理想的那个状态。
我在采访中心当记者的时候，觉得要是能在“冰点”这个版面上发一篇稿子，那我在离开《中国青年报》时肯定不会有遗憾了。但是2004年的时候，我就成为了“冰点”的记者，那发稿子是我的工作了，这个想法也就烟消云散了。
张志安：你心中那个理想的状态是怎样的？
刘万永：这个理想状态，我不能很精确地描述出来，只能说是我对自己的期望吧。“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一篇稿子再好，也会有缺憾的。写出好稿子，也许永远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想。
张志安：你一直对做事件性的报道选题比较感兴趣。到了现在这个年龄，还会有那种被一个选题“击中”的感觉吗？
刘万永：应该还是有的。前年年底的时候，我们特别报道部碰到了一个选题，是一个兰州大学的学生发帖举报自己的同学公务员考试作弊的事[2]，我们连着发了３个整版。虽然已经年底了，但我们部门所有的人都特别兴奋，我们主任说“这帮人个个都像打了鸡血一样”。对于我们而言，从年初到年末，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稿子也是一版一版地出……当真正遇到好的题目的时候，大家都会非常兴奋，都会有一种职业冲动。
我到这个部门已经有7年了，一直到现在，遇到好题目都会有一种冲动，想要自己去采访。前几天，我在微博上偶然知道原《中国电子报》副总编羁常林锋押六年被判无罪的事情[3]：宣判无罪后，常林锋举着严重变形的双手，称遭受了刑讯逼供。
我当时在家，立刻就联系发微博的人，他是我的师弟，告诉我北京媒体都不能做这个选题。我想，我一定要做这个选题，于是就立刻开始找律师、找判决书，然后把稿子写了出来。本来这个稿子，我不写也没事，也可以找别的记者来写，但我还是有这股冲动，这股冲动是非常宝贵的。
如果一个记者遇到新闻时都没有反应，那我认为他已经到了离开这个行业的时候了。
张志安：到了你这个年龄，还能有这种对新闻的冲动，确实很不容易。不知道你怎么看现在自己带的年轻记者和实习生，他们对于新闻的看法与你们那一代调查记者相比有什么不同吗？
刘万永：每次跟他们接触，都能学到很多东西。很多实习生受到的专业教育都特别好，关于怎么用互联网、怎么做视频方面，比我们都擅长许多。
有很多我认识的年轻记者，他们接受信息的能力、搜集和整合信息的能力也非常强，但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去积累经验、磨练做新闻的技巧。他们写稿子，写个两三年，就不愿意再去锤炼了。这与我们当年不太一样。
做记者，当然会有一些个人的天赋在里面，因为这些东西的实践性很强。但也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去积累经验的。如果一个记者愿意花三五年的时间去磨练自己，那么他肯定比刚入行的时候写稿子更成熟。但是，越来越少的年轻记者愿意投入三五年的时间去做这些事情，认为自己花两三年就可以了，大概他们觉得以自己的能力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里掌握这些东西了吧。
张志安：你带过的实习生当中坚定要做记者的人多吗？
刘万永：我们部门的实习生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经过实习，坚定不做记者了，因为觉得当记者太累了；另一类是经过实习，坚定了做记者的决心，认为当记者非常好，很有成就感，能够推动社会的进步。至于说这个工作吃苦受累、挣钱少，他们根本不在乎，至少在一定时间内是不在乎的。
我们部门曾经有一个女实习生，被保送到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读研究生。面试的时候，老师问她一个问题：“你本科是学新闻的，为什么硕士要学社会学呢？”她回答说：“我是为了自己将来能更好地成为一个记者。”她还是觉得，做记者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是一件很有价值、很有意义的事情。
『一个记者，心态好就不要期望太高』
张志安：你2004年7月进入《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2005年改跑教育报道，2007年又转入特别报道部。这三段不同的工作经历，带给你的体验和收获有什么不同？
刘万永：刚到“冰点”的时候，我发现新闻其实不是我们原来做的那个样子。我印象最深的是，第一次写人物稿，被编辑退回了３次。时任“冰点”主编、现中青报副总编杜涌涛告诉我说：“你一定要放下架子，不要以为自己是一个成熟的记者。”我说：“我哪有什么架子啊，我确实是不知道你们想要什么！”改到第四遍的时候，杜涌涛说：“你不用改了，再改还是这个样子，无非是加一段，减一段而已。”
后来，他重新改写，稿子突然有了脱胎换骨的感觉，就像一个小姑娘，你在她四五岁的时候见过她，等她十八岁的时候，你再一看，完全是“女大十八变”，长成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
离开“冰点”不是我自己主动提出的，但我在“冰点”的时候确实压力特别大。从年龄上来讲，有比我大的、成熟的记者，也有比我小的、写稿子很猛的年轻记者。年轻记者没有什么惯性，上手很快，但是我需要把过去已经成型的套路改掉，要重新按照“冰点”的路数去写。
张志安：在你看来，“冰点”的特稿和特别报道部的调查性报道各有什么特点？
刘万永：特稿更讲究文章的节奏感和可读性，调查性报道更需要逻辑性，但是这两种稿子确实都需要把稿子写得吸引人。
我也比较困惑的是，调查性报道可读性比较差，很难写得生动，因为要生动就需要很多细节，但如果有一些生动的细节我没有证据来证明，只好宁可放弃。此外，在逻辑性和可读性之间，怎么平衡，怎么达到最佳也是我比较困惑的问题。
张志安：八十年代的时候，《中国青年报》是引领深度报道的前沿阵地，在年轻人中影响很大。现在，随着受众阅读习惯的改变、社会和媒介环境的变化，这份报纸在年轻人中的影响力有所衰减。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刘万永：如果一些青年读者不喜欢《中国青年报》了，除了获得信息的渠道多元这个因素之外，我们需要反思的是《中国青年报》作为一份青年报，为什么青年不喜欢。也许是我们报道的内容有问题，或者是语言风格有问题，这些都需要我们思考。
张志安：你长期做舆论监督报道，过去这么多年，你对舆论监督的空间和环境变化是怎么看的？此外，有没有感觉监督报道越来越难以实质性的解决问题？
刘万永：我觉得舆论监督的空间有时候宽松、有时候紧张，总体来讲应该是在好转了吧。
具体说到报道效果，这需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判断。过去，《焦点访谈》7点38分播节目，当地政府连夜开会把相关负责人都免掉，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的记者不要给自己加那么多额外的期待，因为我们的工作就是报道，至于说报道之后能起到什么作用，并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的，也不是我们能够左右的。
张志安：调查记者比较容易有英雄主义情怀，希望通过调查性报道去推动和影响现实。在你看来，记者是否应该有通过报道来改变社会的使命感呢？
刘万永：我觉得记者能够通过报道来推动社会进步是一件好事，有这个期望也是很正常的，但是不要期望太高。如果期望太高就容易变得很沮丧，无力感就会加强，虚无感也会越来越强。当虚无感越来越强烈的时候就会考虑离开这个行业了。一个记者，心态好就是不要期望太高。
张志安：这方面，你的心态看起来很平和。你的同事叶铁桥告诉我们：“特别报道部的调查性报道就是一个拳头，如果这个拳头没打痛对方，我们就会觉得沮丧。”你会有这种沮丧的感觉吗？如果报道出来后产生的影响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你会如何调整心态呢？
刘万永：没有，很正常啊；有，是额外的嘛。我做了15年的记者了，大家能记住的我写的报道无非也就那一两篇，实际上我做的很多报道，大家根本没有听说过。如果今天我们的报道出来了，没有达到效果，这是很正常的，每天有那么多的报道，我们的报道也许淹没在众多的报道中了。
所以，没有是正常的，有是意外的收获。要是有了这种心态，记者在做稿子的过程中就会心态很平和。
张志安：其实，说一件事或一篇报道影响一个人，经常是比较牵强的。但我们还是想知道，你当记者15年来，有没有一件事或者一篇报道使你对记者这个职业的认识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
刘万永：我最早做教育新闻，后来写一些法制新闻，现在主要是做舆论监督式调查性报道。这些年的从业过程中，我感觉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过去，我们挖到一个料，拿到一些证据，就会认为自己挖到了真相，我们拿到的东西就是事实的全部；但现在，说到真相的时候，会越来越沉重，越来越慎重，我们不敢轻易说我们拿到了真相的全部。
2008年，我写过一篇稿子《谁盗卖了季羡林的藏品》[4]。当时根据事件多方提供的书面证据、视频等等，就会得出一个看似毫无疑问的结论。但是，这个结论其实是错误的。事后证明，这里面只有一个人提供的视频是真的，其他人都在说谎。不过，幸亏当时我在写每一个人的话的时候都标明了消息源，对他们的话都有所保留，没有用肯定的、确切的语气去叙述，而且也没有得出一个确定的结论。虽然稿子出来有一定影响，但是我没有成为被告。这个事情对我的教训是非常深的。记者永远不要在采访中天然地认为，我掌握的就是一个多么严谨的证据链，或者是一个多么全面的真相。
『无法解决问题的批评只会增加社会的“戾气”』
张志安：过去一周，特别报道部做了哪些选题？
刘万永：最近一周，我们做了一个湖北首富有两张身份证的选题，一个重庆工商大学教师绩效考核方案风波的选题，一个河南南阳在押的犯人因为监狱医生的治疗去世的选题，还有在被羁押6年后、原《中国电子报》副总编常林锋被判无罪的选题。因为我们一个整版大概是有一篇或两篇稿子，我刚刚说的是我们最近主要发的一些稿。
张志安：副总编羁押六年无罪释放的稿子是你做的。判断这个选题，主要出于什么考虑呢？
刘万永：这个选题的时效性比较强，当天宣判，第二天就见报了。我是在事发当天的中午，看了我一个师弟发的一条微博，说案子在中午十二点宣判的，当时有很多记者采访那个副主编，他举着他的双手——那是一双已经严重扭曲变形的手，看上去特别恐怖，说是遭到了刑讯逼供。我觉得这个当中必有值得挖掘的东西，就跟我的师弟联系了一下，他说同城媒体做这个选题都被枪毙了，我就更觉得《中国青年报》应该做这个选题。
张志安：你们判断选题的时候，最看重什么标准？
刘万永：我们这个特别报道版的设置是要做一些重大的、突发的新闻，选题首先应该要符合中青报的定位——多数来讲是青年问题，或者是青年比较关心的问题。
张志安：你们“今日出击”的栏目的介绍说明中说:“选题侧重于政府部门正在解决或有能力解决的问题，能起到促进问题解决、增强社会信心的作用。而对个案、伪问题则不关注。”这里的“个案、伪问题”具体指？
刘万永：我们做新闻一直强调要有普遍性，也就是强调这个报道出来后会不会有普遍意义。如果是非常个案的一些东西，从受众角度来说，大家可能不会太关心。
我们现在的报道经常被批为个案。比如我刚刚讲的那个湖北首富有两张身份证这个选题，当时爆料人告诉我们，这个首富除了有两张身份证之外，还有一个澳门的外籍身份，但是在他的上市公司的年报里面，说这个首富只有大陆身份。他有两张大陆的身份证，而且还有外籍居民身份，我们做这个选题的原因主要是看中如果他真有外籍身份，那么就相当于他在年报里向公众公然说谎，欺骗股民。但是操作这个选题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他的外籍身份无法核实。后来，我们的记者在前方采访时发现，原来爆料人和这个首富之间有矛盾，就做了一个关于股权暗战的报道。这受到了我们部门领导的批评，认为这纯粹是两个公司之间的纠纷，不具备普遍性，仅仅是个案。
至于伪问题，我们总编一直说“蚁族”、北漂这些人群的生存状况是一个伪问题。因为我们都会经历这个阶段，不是说仅仅这一代人有，好几代以前就有这样的情况。
我们之所以强调选题应该侧重于政府部门正在解决或有能力解决的问题，其实是个策略。如果要去批评无法解决的问题，那批评的意义是什么呢？用一句时髦的话来说，这样的批评只是增加了这个社会的“戾气”，让大家发泄情绪，狠狠地骂一顿，但是实际的问题解决不了，对这个社会没有什么促进作用。如果是这样，那我们不如找一些其它的问题来做吧。
张志安：你们做的特别报道，有没有长期跟踪的题材？
刘万永：很少长期跟踪。前段时间我们部门开业务研讨会，很重要的一个事就是学习《南都周刊》的《起底王立军》和《财新新世纪》周刊的一些报道。我们特别报道部的领导和我们的编辑都意识到了，我们不仅要做一些短平快的东西，还要做一些长线的东西。过去，有跟踪的题材也主要是在教育领域比较多。
张志安：你们为什么会在教育题材尤其高考加分这个题材上做持续性的报道？
刘万永：很重要的一点是它符合整个《中国青年报》的定位。中青报的读者以学生为主，从高中到大学这个年龄段的读者比较多。高考加分涉及很多学生的切身利益，而且存在的问题确实很多。所以，高考加分这个题材我们做了好几年，印象最深的是湖南娄底的高考加分事件，那里的高考状元都是“武林高手”，获得的加分都是武术比赛的加分。
张志安：除了教育题材，其它领域呢？
刘万永：除了教育也没有其它的了。经常有人说，我们特别报道版做得就像教育版。除了高考加分，我们基本上每年都会做高考舞弊的题材。
我们希望增加一些经济或法制方面的长线报道，比如关于劳教问题。但这些长线题材需要记者有相应的、长期的知识储备，比如劳教制度的历史脉络是怎样的、现状是怎样的、有哪些具有代表性的个案、研究劳教制度的专家观点是什么等等。假如今天宣布劳教制度废除了，我们明天就要出一个整版来回顾劳教制度，这些知识储备就能派上用场。
其实，这还不是能用长线的报道来概括的，这需要记者用一定的时间，长期关注某一领域的问题。以后，如果我们的记者人数有所增加，每一个记者不用说为了赶明天的稿子而焦头烂额的时候，就会有相对比较充裕的时间去研究这样一些长线的问题，也就可以弥补领域单一的缺陷吧。
『速生的东西，必然速死』
张志安：做热点事件的报道，你们特别报道部是如何整合各方资源进行快速调查的？
刘万永：我们部门的人比较少，一共7个人，其中3个人是记者，而且两个记者是去年刚来的，剩下那一个比较成熟的记者很快就要离开特别报道部。其他的记者就依靠地方记者站，但一个记者站也就一个记者。
我们的报道多数是由一个记者单独完成，但也有一些报道是几个人合作的。比如前年我们做的一个兰州大学的学生举报他的同学公务员考试作弊的题目，就是好几个记者合作的。因为这个稿子涉及几个不同的地域：举报的学生是兰州大学的，我们需要去兰州采访；被举报的小伙子是被宁夏警方抓的，还涉及宁夏的采访；被举报的孩子的爸爸去了北京，说是要去清华大学找法律专家，我们还需要在北京采访。涉及跨地域的报道的稿子，为了在时间上更紧凑，我们会同时派几个地方的记者。
我经常会给记者强调的一点是：记者要有编辑的意识。我们一个整版大概是8600字到9000字的篇幅，还需要一到两张照片。记者写稿的时候就需要自己对稿子进行拆分，拆分到三篇到四篇的样子，其中有一篇3500字到4000字的主打的稿子，两到三篇的配稿。写稿的时候，记者要注意具体的素材如何应用，详略如何侧重，照片如何选择……这样的话，后期编辑的时候就能省很多的力。
张志安：你们的深度报道比较注重时效性，能举例说明，速度对深度报道的重要性么？
刘万永：对事件的挖掘，既有广度，又有深度，这相当于两个维度。这些东西不是一个人、一天甚至说一个媒体能够挖完的。我做罗彩霞被冒名顶替上大学的报道，之所以能够成功，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下手快，出稿速度快。
当时我去天津的那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不但已经完成了天津的采访，而且正要坐飞机去湖南，但是第二天我的稿子都发出来了，她还在湖南采访。如果是过去，互联网还没那么发达时，我作为一个记者去调查一个事件，第一层是确认罗彩霞是否被冒名顶替了，第二层是谁顶替的，第三层是她怎么被顶替的，最后才是冒名顶替的人和相关负责人应该受到怎样的惩罚。但现在的报道，我们不可能像过去那样，一层一层地都挖干净。因为还没等你挖的时候，别人都已经挖了，很快就有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地点挖同样的东西。
因此，罗彩霞被冒名顶替上大学这个事件，我知道第一层就可以发稿了。具体冒名顶替是怎样被操作的，是下一步要做的事情。如果我试图一次性跑完所有的地点，那时间肯定不够及时。所以，这个事件我之所以能够第一个爆出来的就是因为我在了解了第一个层次之后就把它爆出来了。所以想要把一个事件吃干榨尽，在报道的时效性上就不够强。
张志安：以“天”为周期操作深度报道，相对来说速度较快、但可能缺乏足够的深度。你们会怎么平衡深度和速度的关系？
刘万永：深度和速度很难平衡。我过去经常跟我同事说的一句话是：“速生的东西，必然速死。”
我当记者的时候，通常是上午开选题会，中午吃过饭，领导就会告诉我今天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稿子，当天晚上就要交稿。但找人也需要时间，而且并不是所有的领域我都了解，要写好一个报道还需要相应的知识储备，这些东西经常很难做到，也就是说我经常要写一些我完全不懂的东西。因此，我经常跟我同事说：“速生的东西，必然速死。”
我们现在的状态也有跟过去有类似的地方。特别报道部一周要出三个整版的稿子，经常面临的情况就是稿子来得很晚，实在没有稿子的时候就只好把版面让出去。就像是出租车司机每天早晨一睁眼就想着要为出租车公司挣那几十块钱一样，我们每天早上一睁眼就想到明天有一个整版要等着填，但现在还不知道稿子在哪儿呢。这样就必然会对版面的质量产生影响。
张志安：一睁眼就等着填版面，这种状态会不会让你的工作比较焦虑？
刘万永：哎呀，我太焦虑了，我天天都在焦虑当中！如果我们部门的记者数量要是能到7个，或者5个也好，就能从容多了。我希望我们的队伍能够形成一个梯度，能够“以老带新”，既能保证稿子数量，又能确保稿子的质量。
现在面临的问题是，部门人员不稳定，青黄不接。好在，我们部门的记者还算比较勤奋，很愿意去采访、写稿。我们主任吴湘韩每天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给驻站记者打一圈电话，看看谁手里有线索，谁在写合适我们特别报道版的东西，尽可能地挖掘一些资源吧。
张志安：你们整版的报道要有所“拆分”，这种组合报道如何突破“现场+背景+专家观点”的模式和窠臼？
刘万永：我们过去一直在用这样的模式，现在基本也没怎么变。我觉得更主要是出于版面语言上的考虑。比如，专家观点不会太长，大概１２００字到１５００字，正好是右边的竖一栏，剩下五栏，我的稿子比较好摆。
其实，我最反感的就是专家观点这样的稿子。第一，我们可采访的专家库资源太少，采来采去就是那几个人，读者都看烦了。我们应该采访的是不同的人，甚至是观点相左的人。第二，更多时候，所谓的专家观点，不是谁都能说出新东西。我就经常跟我们同事说：“你还不如采访我呢，这些东西我都能说！”如果我们没有找到合适的专家，如果专家没有独到的观点，不如不找专家谈。当然有时候也与事件本身有关系，有些专家觉得我们问的问题没有什么意义。
我希望专家观点能够越短越好，越独到越好。如果达不到这样的要求，不如不要，把更多的篇幅留给前线采访时得到的一手资料。
关于事件背景，原来有一个小栏目叫“链接”。这样做，比较省事，也能够在信息上更加丰富、多元，但最后被有关部门明令禁止了，就是不能就这个事件联想太多。比如说假如劳教制度今天废除了，我把任建宇案做成一个“链接”，这样的稿子也许就会被毙掉。
最关键的就是前方记者能不能把该拿的东西都拿到，写出来的稿子逻辑严密，证据切实充分。如果能做到这些，这个版就能够立得住。具体怎么组合，其实有很多方法，比如可以用相关的图表或漫画来丰富版面语言。实际上，稿子的信息量丰富了，读者喜欢读了，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张志安：关于组合式深度报道的操作，还有什么可分享的经验么？
刘万永：最重要的就是第一时间发现线索，第一时间做出判断，第一时间派出记者，同时还要考虑事件走向，是否需要后续报道或者是调动周边地方记者增援。类似打一个战役，既要根据以往的经验，又要根据具体的事件来决定要调动哪些资源。
作为特别报道部的编辑，我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把合适的工作交给合适的人去做。我对记者都有一定的了解，知道他熟悉什么报道资源、有哪些采访经历，发挥他的特长就好了。从具体操作来讲，应该要“新老搭配”，如果做一个比较大的稿子，既需要成熟的记者，也需要有年轻记者、实习生参与其中。成熟的记者，在前期采访和最后成稿的写作过程中起到主心骨的作用；年轻记者多跑跑腿，多付出一些辛苦，相互配合。
我认为，组合报道的意义在于能够给读者提供一个全景式的报道，尽可能地把所有的点都覆盖到。这往往是由一个记者难以完成的，需要前后方相互配合，一步步地把事件真相呈现出来。
『新技术的辅助，不过是让试错的时间变短了而已』
张志安：互联网兴起之后，特别报道部在获取新闻线索、展开调查、搜集证据方面有哪些变化？
刘万永：我们前年开办了一个“今日求证”的栏目，类似于《南方都市报》的“网眼”版，挑选互联网上的热点话题,并打电话给相关的人进行求证，力求在最短时间内发稿，争取做出时效性强的报道。
在获取线索方面，也更多地通过网络来发掘。具体操作上，通过网络能够找到采访对象。比如我们做过美国的校园枪击案，记者不可能去美国，如何完成这个稿子呢？我们就去找离现场最近的人。我的同事叶铁桥就在网上搜美国某个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的主席，再通过互联网找他们的联系方式，进行采访。
现在，无论在新闻线索的采集上，还是在选择合适的采访对象上，甚至说在寻求某一个事件的真相上，互联网都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但多数情况下仅仅通过网络、电话是不能得到真相的，还是需要记者到一线去找不同的部门和相关的人，才有可能把真相求证出来。所以，如果经过初步电话核实不能确证事实的话，我们就会放弃当天“今日求证”栏目的选题。
张志安：听说你一直保持着一些传统新闻人的报道习惯。有没有想过用新媒体工具来丰富调查手段？
刘万永：借助新媒体肯定是必要的，尤其在寻找线索上。更重要的是，要知道新媒体并不是万能的，并不是所有的新闻都能够依赖这些手段就能完成的，对一些事件的报道，还是要到现场去，还是要去采访大量的人，才有可能还原出一个事件完整的真相。
传统的调查手段与新工具是相辅相成的。无论是多么具有传统思维的记者，都需要去学习新媒体技术。比如我要去一个地方采访，这个采访地点对于我而言是完全陌生的，我就可以用微信“摇一摇”，可能摇出的身边的人就是知情人士。
无论记者是一个个敲门，还是一个个打电话，亦或是用微信“摇一摇”，都是一个试错的过程。新技术的辅助，不过是让试错的时间变短了而已。
张志安：有没有用微信“摇一摇”成功过的例子呢？
刘万永：我们有利用百度贴吧找人的尝试，找到一个当地知情人，答应帮助我们，可等我们到地方后，这人又临时变卦了。
张志安：网络时代，不同媒体的选题容易撞车，获取的资料也容易重复，做独家报道越来越难。你们特别报道部如何追求独家呢？
刘万永：独家越来越难，难到我碰到一个独家题材的时候会兴奋得睡不着觉。对于我们而言，这可能是是最让我们感到焦虑的，因为任何一个记者任何一个媒体都希望发出独家的东西。
网络时代，虽然独家很难，但不是说完全没有独家的可能。曾经有一个知情人在看到我们的报道后，直接跟我们报社联系，要求我们的记者在“接头”的时候拿着某天的《中国青年报》。我们要尽量去做有影响力的报道，这样也许会有信赖我们的读者来为我们提供独家线索。
当然，记者和编辑的判断能力也很重要，是否有独到的眼光非常重要。新闻发生了，要第一时间判断它的新闻价值、第一时间完成采访、第一时间发稿，才可能有独家的机会。
组合信息的能力也很重要。很多事情发生后，信息是散落在各处的，你能不能把这些东西串起来，然后发现背后的重大命题的能力很重要。
张志安：你平时怎么获取和积累比较独家的报道线索呢？
刘万永：做记者的时间长了，认识的人也就多了。比如，我们经常报一些冤假错案，就会认识一些律师，平时大家多聊聊天，就会知道他们正在做什么案子，或者他们听说了什么案子，如果适合我们特别报道部去做，我就会去详细地了解。比如我原来做的一个广西河池市东兰县王子发的案子，当时知道这个事情是因为我做的一个稿子被枪毙了，我就告诉了《新京报》的一个朋友让他去做，他也就把他自己被毙掉的线索给我了，才有了后来的对王子发案件的报道。
张志安：你怎么结交如此多的律师朋友，平时怎么有意识地建立和扩大自己的社交圈吗？
刘万永：我还不像别人，为了达到什么特定的目的而去结识特定的人。在做报道的过程中，我会接触各种各样的人，有的人报道完了之后就各奔东西了，但有的人会成为一生的朋友。很多时候，大家会相互扶持，相互帮助。我不会因为那个人是律师，手里有很多案源，我就去和他有意地结识。我的律师朋友都是通过一些案件的采访认识的或者朋友介绍的。
张志安：朋友多、关系广的记者，再加上人热心，比较容易在调查记者圈建立所谓的“江湖地位”。你怎么看自己所处的位置”？
刘万永：在记者圈里,没有谁是核心，谁不是核心。不同的媒体，有不同的要求。只不过是大家愿意聚在一起，讲一讲自己做过的稿子，讲一讲工作中的酸甜苦辣和经验教训，顺便把自己被毙掉的选题讲出来看看别人能不能做。
张志安：熟悉你的人都佩服你的口才和讲故事的功力。你是怎么拥有一副好口才的呢？
刘万永：我口才不好啊，以前我都不敢当众说话。上高中的时候，我觉得要去跟人家说一个事情是一件非常非常困难的事。可能是当记者当久了，脸皮变厚了吧。做调查性报道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需要找到被监督的人让他来跟你说一些他不愿意说的话，就需要一些技巧。当然，有些人是非常有眼缘的，别人愿意跟他说话，还有的人天生就擅长跟人打交道，所谓“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但我是没有这种天赋的人，只好逼着自己去锻炼了。
『新闻作品都是遗憾的艺术』
张志安：你生活中有什么爱好吗？
刘万永：生活中没什么爱好，我的爱好很单一。原来我唯一的爱好就是工作，后来这个爱好发生了转移，转移到抽烟，但去年开始我把烟给戒了。
其实，我经常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请实习生吃饭，有很多实习生都已经离开我们部门了，还是会回来蹭我的饭吃。我觉得和他们聊聊天挺好的，聊的东西大都与新闻有关。
张志安：你在河北大学学的教育学专业，而不是新闻学。大学期间，你是怎么接触这个行业的？做新闻的兴趣又来自哪里？
刘万永：我们那一届招生的时候，为了招质量更高的学生，把原来的专业名称改成了“学校管理”专业。拿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们都觉得毕业之后我们都是校长啊！结果，到了学校就有了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
开始上大学的时候，我属于专业思想非常牢固的学生。后来，明显感觉老师教授的东西与具体的实践是脱节的，于是，就开始想要做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大三上半年的时候，我就跑到学校校报当记者。再加上我是系学生会宣传部部长，学校活动的文字报道都是我写，后来学校团委就推荐了我去《河北青年报》当特约记者。当时，我应该是学校唯一一个特约记者。我还记得我的第一笔稿费是15块钱，拿到稿费的时候，我女朋友（现在的老婆）她们一个宿舍的人看到了，就给她们买了几根冰棍，把15块钱全给花了，哈哈。
大一大二的时候，比较盲目，到了大三，有了就业的压力，才开始朝自己喜欢的方向努力。那时候，其实我对新闻对记者都不了解，对应该学什么课程也不了解，我甚至都没有想到去我们学校新闻系去旁听。但是最令我骄傲的事情是，作为一个本科不是学新闻专业但做新闻的人，在我本科毕业时已经走完了学新闻的“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模仿。我经常去图书馆的期刊阅览室看《中国青年报》、《人民日报》和《中国教育报》，模仿报纸上的通讯、人物特写。第二个阶段是改写，读完一篇稿子后，闭上眼睛想一遍，它什么地方最让我印象深刻，什么地方我读着读着读不下去了，如果是我来写，我会怎么写；第三个阶段，通过报道知道记者要写这篇东西他需要知道什么东西，采访哪些人，为什么采访这些人，还要反思的他为了更好地写出这篇东西还需要知道什么东西，而这些内容没有写到稿子里。这些都是我自己悟出来的。
新闻是一门个性化很强的学问，如果一个记者真正喜欢这个东西，就愿意去研究、琢磨，所谓“热爱是最好的老师”。我经常跟实习生说，你们一定不要满足于你们写的稿子见报了，你们就把这天的报纸收集起来，装订好了，拿去求职。你们要拿着自己的见报稿和原稿做一个对比，看一下编辑做了哪些修改，为什么要这样改。编辑可能把一个坏稿子改好，也可能把一个好稿子改坏。只有去琢磨，业务能力才会提升。一些成熟的记者，他写1500字的稿子，会故意写成1600字，专门留出一百字给编辑去删。
张志安：你毕业后从事新闻工作，又是怎么逐步进入调查性报道领域的？
刘万永：刚出来工作的时候，我就写过一些法制类的报道，跟调查性报道有很多相似之处。后来，出于自己的兴趣爱好以及对新闻了解的增多和理解的深入，认为应该选择自己适合的方向。
我在中国新闻学院上学的时候，有很多老师都是新华社记者，他们退休之后，都想出一本自己的作品集，结果把自己的作品搜集到一块一看就哭了——都是新闻通稿。
没有能够体现自己做记者的价值的东西，我觉得这是最可悲的。既然人的生命有限，在中国当记者在一线跑的时间更有限，为什么不把有限的职业生命好好利用来写一些让人记得住的报道呢？
张志安：所以，你把调查性报道作为自己的专攻领域也是因为感觉这个领域最有价值？
刘万永：因为我喜欢它啊。在做调查性报道的时候经常会发现一些侵犯公共利益的官员在很真诚地对你说谎，这个时候，采访就变成了一种智力的比拼，我需要用我掌握的事实来证明他说的话是假的。这很有意思，很有快感。
张志安：一般人或许面对对方撒谎，自己也有压力。为什么你会有这种快感？
刘万永：揭开被遮蔽的真相，向读者呈现事实，让他们免于蒙蔽，有什么比这更快乐的工作呢？
张志安：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你对调查性报道的热情为什么还这么高？
刘万永：很多人做三五年新闻就没有激情了，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不再有新鲜感了，看到一些稿子觉得我好多年前都已经写过了，只不过是换了个时间地点和人物而已。
这个时候，你要么去开拓自己的视野，要么就离开这个行业，你总需要一些兴奋点。在微博上，不妨去关注一些你不太愿意关注的人。比如我的微博关注的比较多的是一些记者或者律师，这个时候不妨去关注一些别的群体来扩展自己的视野，来保持对新闻的敏感度。
张志安：如果现在重新去打量你自己当年做的有影响报道比如《一个退休高官的生意经》、《王佳俊冒名顶替读大学路线图》，会有哪些新的感悟吗？
刘万永：新闻作品都是遗憾的艺术，因为我们事后总能意识到这个稿子的缺点是什么。我觉得，这些遗憾是一个记者成长过程中必然的产品。
我到大学里去给学生们做讲座的时候，不会仅仅讲一些自己过去的“辉煌”，也会讲自己的错误。因为我觉得像我们这样从业十几二十年的人，有责任也有义务把自己不那么闪光的东西也要告诉这些年轻的学生，要让他们知道做这个工作真实的状态是什么样的。并不是说，我写了一篇报道，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一个拖了十年的问题由此得到了解决，于是学生们觉得，哇，当记者真有成就感啊，或者当记者真刺激真好玩，真有新鲜感啊。我觉得说这些都不对，我们应该告诉这些学生，做这个工作中存在什么实际的困境和问题。
『作为一个记者，需要不停地用作品来证明自己』
张志安：“党代表”这个身份对于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刘万永：去年《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我，我说了“党代表是我的免死金牌”，结果有很多人骂我，哈哈。其实是这样的，比如我去采访，可能会遇到一些危险，能够用党代表这个身份为自己寻求保护，但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在采访中使用我党代表的身份，也许就算我拿出这个身份也没什么用。
其实，我作为党代表参加十八大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经历。作为记者去报道这样一个会议，和作为党代表参加这样一个会议是两个概念。一方面，能够知道中国政治的运作是什么样的，另一方面，也会反思我们的报道应该怎么样客观真实地记录下这样一段历史。原来我作为记者拿着录音笔、扛着摄像机去追着代表采访，现在变成了别人追着我采访。那个时候，我才真正体会到为什么有的人愿意接受采访，有的人不愿意接受采访。当时，我对跟我分在一组的一个代表说：“我曾经就是这些追着你们采访的记者中的一员，我最反感的就是代表不愿接受采访，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善待记者。”
张志安：你曾三次获得中国新闻奖，去年又获得了长江韬奋奖。你如何看待这些奖项对你的意义？
刘万永：中国新闻奖或者长江韬奋奖是体制内的、官方的最高奖。有的人说，这些奖你给我，我都不要。有这种想法也是很正常的，可以理解的。我只是觉得，获奖只能说明你符合评奖的标准，同时在参与评奖的人中你很幸运的取胜了，但并不能代表你比与你一起参评的人优秀多少，更不能代表在这个新闻界你的地位有多高。
一个记者，需要不停地用作品来证明自己。在这个行业，过去那种靠一篇稿子就扬名天下、奠定“江湖地位”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做记者的职业生命是很有限的，要在有限的时间里尽可能地写一些好的作品，读者才有可能记住你，仅仅是有可能。记者不要对结果有过高的期待，因为期待本身就是一个错误，如果得不到你想得到的东西，反而很失望。就像一句话说的“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一个记者在写稿子的时候，衡量稿子的标准不应该是为冲击中国新闻奖而设立的，比如字数一定要在3000字以下，而应该是为了稿子本身，为了把这件事情交代清楚。如果为了拿奖而写稿，这个稿子不可能写得好。
张志安：你在做记者方面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刘万永：我老婆经常说我这个人对什么都无所谓。我觉得,无所谓就是在物质上的要求不高，虽然我挣钱不多，但是我觉得够花了啊，我不需要多么高的消费。我从来不会因为为了达到某一个目的而着急上火，在我看来很多事情都是自然而然的，着急也没什么用，“命不好，心态好”很多时候就表现在这个上面。
因此，我做报道的时候心态会比较平和，不会想着这篇稿子出来了，明年就能拿个新闻奖什么的。如果记者在写一篇稿子的时候有非常功利的想法，他的判断就会受到影响，容易出昏招。
张志安：你在《记者还用讲新闻理想吗》这篇文章中提到：“很多人会觉得新闻理想虚无缥缈，但在实践中，理想却又是那么具体。”这个“具体”,怎么理解？
刘万永：我觉得，新闻理想在很多具体的情景下会指引一个记者作出自己的判断和选择。做记者做久了可能会有惰性，或者被一些外在的客观因素所干扰，但是如果他有浓烈的新闻理想，肯定不会给自己找借口。新闻理想就像一个指南针一样，在当记者这条路上指引着我。
张志安：你曾经说过你的“新闻理想”是通过自己的报道去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刘万永：随着职业年龄的增加，许多记者越来越少地谈到“真相”或者“公平正义”。你不是也经常提醒我们不要“自我道德化”吗？我觉得，我们做的事情也许在客观上对这个社会的公平正义有促进作用，但是记者不要天然地认为自己做的事情就是在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应该是觉得自己做的不过是一个记者应该做的事情。
就像我看到《中国电子报》被羁押六年，最后被宣判无罪的副总编举着自己那双严重扭曲的手时，我心里想的不是他遭到了刑讯逼供，应该获得国家赔偿，我应该帮他做这个事情，我想的是这是一个好新闻，我应该把它做出来。
张志安：理想其实更多深埋在人的内心深处，而日常的工作实践中则少谈些理想、多做些报道。
（本文首发于《新闻界》杂志2013年4月下半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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