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做到最后，都是在拼人品

——专访《南都周刊》主笔季天琴

■个人简介

季天琴，江苏靖江人，1982年生。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本科，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硕士。2008年进入《新民周刊》，2010年12月入职《南都周刊》。代表作品有《李庄案后的律师暗战》、《起底王立军》、《BBS往事》、《悍匪末路》等。入选2011年、2012年《南方传媒研究》年度记者。《起底王立军》获得2012年南都周刊年度新闻报道大奖、南都全媒体特别大奖，《悍匪末路》获得2012年腾讯突发新闻奖。

■作者张志安：中山大学传媒与设计学院副教授，副院长，博士生导师；刘虹岑：中山大学传媒与设计学院学生

■访谈实录

『打黑初期，对王立军的报道“既多又少”』

张志安、刘虹岑（以下简称“张志安”）：能不能简单勾勒一下，你对重庆以及“重庆事件”的认识是如何逐渐深化的？

季天琴：2008年8月，我正式入职《新民周刊》。2009年7、8月的时候，重庆打黑开始。我没有什么法学背景，报道重庆可以说是躬逢其盛。当时，无论是重庆打黑还是薄熙来个人的政治地位，社会关注度都很高，这也是我接手的第一个法制报道。

我在报道中逐渐认识到，重庆警方对信息有一些控制，存在“定向发稿”的问题，即只向几个固定的媒体发布信息，主要是重庆本地的媒体和某家中央报纸。通常的方法是“未审先判”，在法庭宣判还没有开始之前，他们就会发布通稿，把侦查观点渲染成为既定事实。2009年年中，重庆打黑的系列审判还没有开始，但在重庆警方发布的新闻通稿中，就已经提到他们抓住了所谓“黑社会老大”的污名化报道。

现在来看，当时对重庆的有些报道，一方面是重庆警方信息控制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部分媒体人不专业、不甄别、不负责任的结果。

张志安：你谈到“定向发稿”，我比较想知道，那家中央报纸通过怎样的方式或者以什么条件与重庆警方建立了这种定向发稿的关系？

季天琴：我是这样看这种定向联系的。重庆事件是一个热点的公共话题，其背后有政府强有力的信息控制，媒体之间又存在竞争关系。与重庆警方建立定向联系的中央媒体，选择了拿立场换信息，为了在竞争中获得独家而放弃基本的立场。

张志安：最开始，大部分媒体都把重庆打黑中王立军当成英雄进行报道？

季天琴：2009年年初，媒体对王立军的报道主要分成两个方面：一是对王立军本人的报道，二是对重庆打黑事件的报道。

对王立军本人的报道，媒体呈现出“既少又多”的态势，所谓“多”指的是媒体连篇累牍地报道，充斥着江湖上的道听途说，基本上是一厢情愿地对王进行包装和解读，延续过去他在铁岭时的报道风格——那个时候，他已经被推上神坛了，媒体渲染他身负多处枪伤、被黑社会追杀这些传奇情节。

“既多又少”的“少”，指的是很少有人窥见王立军本人的真实面目和内心世界，以及他在辽宁和重庆进行权力斗争的故事。王立军其实是很懂媒体控制，欲擒故纵，他经常强调“沉潜”，只有沉得下来才能浮上去，很少在媒体面前露面。

对重庆打黑的报道，很多媒体都延续了重庆公安的口径，基本上就是“未审先判”，在法庭审判之前对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行为大肆渲染。因为信息控制的存在，媒体记者们虽然云集重庆，但大家都得不到关键信息，很多时候都只是转述了重庆公安发布的定向报道，客观上听其指挥，为其粉饰。

那个时候，我们也无法窥见重庆打黑的真相是什么，现在看来觉得他们挺装神弄鬼的。我们的认知发生变化，主要是在庭审现场的质证过程中。当时，在庭审现场，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黎强案。之前，已经有几个由律师周立太代理的开县的“黑社会犯罪案”。在公安的起诉书中，“穿统一的制服、统一时间上班、工作时间禁止打牌”等等都被列为是黑社会的帮规。在我看来，这些已经是打黑扩大化了。

张志安：这个“黑社会犯罪案”的审判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季天琴：10月。但真正有影响力的案子是从黎强案开始的。因为黎强本人的身份是重庆市的人大代表，他的代理律师是西南政法大学一个快八十岁的德高望重的老教授赵长青。在法庭上，他敢于说话，庭审时律师也不会轻易地打断他。因此，整个庭审对于黎强和赵长青都很有利。

在庭审现场，黎强表现出来的并不是一个黑社会老大的样子，其实还蛮文质彬彬的，如果放在二三十年代很有可能成为一个工运领袖的人。因为黎强是民营公交的头子，而他身处的大环境是有政府对国有公交大量补贴，资源优势和政策优势都倾斜给了国有公交，而民营公交只能在夹缝中生存。黎强之所以成为重庆打黑的导火索，是因为2008年重庆出租车司机罢运，黎强是罢运的代表，是他站出来和市政府方谈判的。基本上从那个时候开始，关注重庆事件的人都知道了这一点。

张志安：打黑初期，重庆警方方面比较刻意的“神秘化”手法，加上稿件的定点投放，使其充分占据了宣传的主导地位。但是当打黑进入司法程序之后，记者在旁听过程中就慢慢发现打黑背后有问题。这个时候，你们的报道跟上了吗？

季天琴:从黎强案开始，媒体的报道就跟上了。黎强案的时候，还有宣传口径的存在，所谓的口径就是当时普遍都认为打黑的大方向是对的，只是中间出现了小问题，大部分媒体都强调的是民营企业家是有原罪的，但在报道中也提及了黎强背后的整个公交生态系统，也隐晦地提到罢运是致其落马的导火索。

张志安：这个时候，媒体的判断与第一阶段已经有所不同，开始对打黑有一定的质疑，尝试相对客观的审视。

季天琴：我觉得，对重庆打黑案件报道的进展是警方、律师、媒体、舆论各方面互动的结果。在黎强案中，因为赵长青的成功辩护，媒体对赵予以了较多关注。但重庆当局见势便组织了水军在网上骂赵长青是狗头军师。这又给了媒体专访赵长青的新闻由头，赵也把媒体当做平台，对公众普法。

张志安：当媒体了解了一些案件处理中的程序不正义之后，接下来对重庆打黑问题的全面认识和理性报道又是如何推进的？

季天琴：再下一步就是李庄案。李庄案与黎强案是息息相关的。李庄案初期，重庆警方在宣传中声称他们完全是按照法律程序来侦查办案的，而且为了保证在打黑中的程序正义，每个重案组都聘请了法律顾问。

在他们聘请的法律顾问中有一个刘辉律师，在李庄案庭审现场，他旁听到一半过来跟我和我的同事搭话。当时，我就感觉他有话要对我们说。之后联系他，他很谨慎地告诉我们，其实是黎强案引发了李庄案。

刘辉告诉我们，黎强案中，媒体和公众开始对重庆打黑有所质疑，同时由于媒体对律师的报道比较正面，因此重庆警方开始认识到律师的重要性，即律师在法庭中的独立性，因此他们想要“杀鸡骇猴”。这个时候，李庄出现了，于是他一脚踏进了滔天巨浪之中。

『对于人性的弱点，记者要多包容』

张志安：从黎强案到李庄案，媒体开始意识到重庆打黑并不是正义包含中的非正义，而是充满着非正义了。如果说这是记者对重庆打黑认识的第三阶段的话，你们是如何把打黑事件与整个重庆的政治社会生态背景、跟薄熙来联系在一起呢？

季天琴：当时，为了规避风险，我们是把王立军跟薄熙来做了切割。但是薄和王是同构的。从李庄案开始，我就认识到打黑是一个畸形政治生态下的产物。

张志安：在这个认识深化的过程中，谁对你的影响最大？

季天琴：陈有西。我是非法律专业出身的，他的那三篇文章《论律师》、《论打黑》、《论智库》[1]帮我完成了程序正义方面的知识启蒙。这三篇文章，我读了不止一遍，至少有三四遍吧。

张志安：你曾经提到过，认真阅读他的文章，对你说服他接受采访大有帮助。不过，你读这三篇文章时候，就已经决定了要采访陈有西吗？

季天琴：我读这三篇文章的时候，陈有西还不是李庄的律师。当时读他的文章，纯粹是因为认为这三篇文章有价值。作为法制记者，我缺乏法学背景，不够专业，所以我应该好好读一下这三篇文章来弥补自己知识上的不足。但当时，我没有想到后来会去采访陈有西。

张志安：具体说说，他为什么会接受你的采访？

季天琴：当时各家媒体都围着他，但是能在秩序格局中跟他走得更近一点，这三篇文章对我的帮助很大。

在做律师之前，陈有西在体制内呆过很长时间，他曾任原浙江省委常委袁芳烈的秘书，他以其对体制的洞察、和文笔的老辣著称，但也不免沾染了体制内的特征，说他圆滑的人也不在少数。但我更看重他文章和观点的价值。对人性，很多时候，记者要有一点包容之心。

张志安：所以，你抛弃了对陈有西可能的偏见。

季天琴：当时律师和媒体圈，说陈有西想出风头的不少。但我觉得，出这个风头，无可厚非，形势需要有人站在台前冲浪造势，况且，对当时的重庆而言，这个风头不是好出的，陈有西也是要承担风险的。

张志安：记者难免私下里或内心中会对一个人有所判断或偏见，问题是应该如何在采访的时候，隐藏或者忘掉这些偏见。

季天琴：我觉得无所谓要隐藏起来或者说忘掉。每个人都不完美，人人都情有可原，只要这个人总体上价值观和政治判断是正确的，就可以了。对人性的弱点，记者还是要多包容。

张志安：的确，记者需要用这种宽容的心态去看待受访者。最近有许多报道，无论是对袁厉害的报道，还是对复旦投毒案犯罪嫌疑人的报道，都牵扯到我们用怎样的心态去看待复杂的人性。为什么一些记者在审视被访者的时候，会用比较完美或苛求的眼光去评价一个人呢？

季天琴：大概是有两方面的原因吧。一是媒体面对着激烈的市场化竞争，遇到同题操作，大家都想要呈现出跟竞争对手不一样的东西，所以一旦接触到一些负面信息就较容易兴奋，放大或者强化报道。

另一方面，跟记者本人和把关人员有一定的关系。我个人认为，稿件是作者本人个性的延伸，有时记者的性格、职业虚荣心会影响他对人和稿件的判断。

张志安：的确，媒体之间的竞争关系对于报道的角度甚至立场会带来直接影响。面对一个共有的热点题材时，媒体都有对独家报道的追求，而追求独家报道，要么是时间上抢占先机，要么是深度上加以挖掘，有时候用力过猛就会出现偏颇。

季天琴：确实，所以我认识的不少业界人士，都挺警惕把新闻过度功利化。

张志安：说到新闻把关，相比对事实的把关，更难的是对逻辑的把关。很多时候，因为发表周期的原因，抢不到先机的时候，媒体就只能在报道角度上花功夫。

季天琴：对。特稿写作较多依靠采访的细致和对文本的钻研，我算是文本方面比较欠缺的人，这方面还有待学习，但也有不少特稿缺少调查报道要求的严密逻辑。上次见到写马三家女子劳教的记者袁凌，他是诗人，以前做调查记者，现在《lens》写特稿，他说他特别警惕语言的花哨，虽说是写特稿，但也要做到向调查报道那样证据扎实。我很同意这点。

张志安：从技术层面来说，用特稿去报道大时代中小人物的生存状态没什么问题，但是用特稿来呈现争议事件中的人物，特别是负面题材，就有报道风险了。大部分记者都有自己比较擅长的报道领域或体裁，因此不要轻易地用已知的经验去替代未知的领域，不要觉得自己“战无不胜”，所有题材都可以搞定。

季天琴：是。特稿需要技巧，但有时操之过急，又会缺乏调查的根基，如果操作不慎，很容易表现得比较轻率甚至比较轻浮。

『我对事件的认知与所在的平台无关』

张志安：李庄案之后，你对重庆是如何继续关注和报道的？

季天琴：2010年1月，李庄案庭审。一审时，媒体对李庄案庭审纪实的报道比较多，这让重庆警方感到压力很大；二审时，李庄在庭上说了那首藏头诗。当时是《潇湘晨报》倪志刚先报道出来的，因为它是日报，第二天就能发稿，这篇报道是依据老倪、我、贺信等几个现场旁听记者的速记资料整合出来的。报道上网后的第二天，《潇湘晨报》的记者很担心，因为网友破译出了那首藏头诗，他其实是怕害了李庄。

张志安：你提到的这种情况，属于媒体间跨组织的记者合作，但这种合作应该是有一定边界的。在你看来，记者私下合作的边界在什么地方？

季天琴：第一，我当时在《新民周刊》，与财新《新世纪周刊》和《潇湘晨报》的媒体定位都不同，没有什么竞争关系。第二，这种合作与记者的个人关系有关，大家在相处中很容易形成小团体或者朋友圈。我个人判断他们都比较靠谱，为人比较忠厚。第三，我认为像李庄案庭审本身并不是一个独家的东西，拿到的信息也不具有排他性。

张志安：材料本身并不独家，因此，基于报道效率的考虑才会进行合作。

季天琴：是的。真正独家的东西肯定是永远不会让出来的。不过，我们当时其实有一个预期，那个时候的宣传口径已经非常严格了。

张志安：截止到《围观重庆》之前，你自己怎么评价之前写过的关于重庆打黑的报道？

季天琴：我自己没怎么统计过，差不多就是黎强案和李庄案。当时，对李庄案的报道有两三篇稿子，一共大概有五六篇稿子吧。基本上，之前的报道是我的判断逐渐正确、认识逐渐深化的过程。

张志安：从这些报道本身来讲，有没有特别可圈可点的地方？

季天琴：我自己觉得没什么可圈可点的。但这些经验，给我了现场观察重庆的机会，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也加深了对重庆的认识。

张志安：你在《南都周刊》的搭档觉得，平台的转变对于你而言影响挺大的。你怎么看呢？

季天琴：2011年1月，我入职《南都周刊》。相比《新民周刊》，《南都周刊》有更宽阔的平台和更有效更直接的报道机会。

『律师职业共同体的行动力比记者强』

张志安：2011年初，你从《新民周刊》转到了《南都周刊》，开始做《围观重庆》这组专题报道了。

季天琴：是，三月份去的重庆。我记得清明节是在重庆过的。当时本来预期要做四篇稿子，包括《文强案的遗产》、《唱红打黑中的西南政法大学》、《红色卫视经济账》、《酉阳官员监控风云》。[2]

第一篇稿子《文强案的遗产》放弃了。我先是找到了文强的大姐，她刚开始还是愿意接受采访的，在电话里向我哭诉：“这啷个还是共产党的天下啊。”但是后来她又跟我说：“季小姐，你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

后来我就找到文强的儿子，装快递员把他“骗”出来见我。当时，我只知道他的手机号码，但没有他家的地址，因为那天正在下雨，我就打电话跟他说，我是送快递的，雨水把快递单上的地址弄模糊了，让他再给我报一遍。

因为我是路盲，找不到他给的那个地址，又没有重庆的手机号，于是一路上就借路人的手机给他打电话，大概打了有十多个电话吧。最后，我看到一个送快递的，我想送快递的肯定知道这个地址在哪儿吧，结果那个送快递的也不知道，于是我就让那个快递员给文强儿子打电话。结果，那个快递员无意中把我出卖了，他对着电话说：“你朋友问你在哪儿。”

最终，我还是见到他了。其实因为我换了好几个不同的电话号码给他打电话，他其实有怀疑了，但是他觉得我一个女同志大老远地跑来，还是应该见见我。但是，他还是拒绝了我的采访。这个时候，记者能做的只能是理解对方的处境了。

张志安：做《围观重庆》的专题，如何策划的，为什么考虑这几个点？

季天琴：考虑这几个点是因为首先文强案是当时的热点事件，而刚好2011年薄熙来说要把重庆卫视办成红色卫视，所谓的公共电视台。酉阳监控风云，正好是当时爆出了酉阳发GPS手机监控官员行踪一事。

而红岩下的西南政法是我们一直想要做的稿子，这个与王立军的学历问题有关。我们最早对王立军的关注就是他的学历问题。西政是中国法学界的黄埔军校，更是当时重庆打黑的大舞台。

张志安：这组报道之后呢？

季天琴：这组报道之后，就是关于李庄案中的律师暗战的报道[3]。我记得这篇稿子是6月11号刊出的。李庄出狱的那一天，正好是我们的出版日期，在传播时机很有利。

张志安：为什么想到做这个角度，主要是出于对风险的规避还是出于认为律师群体在司法正义中的作用实在是太重要了？

季天琴：两种考虑都有。李庄案其实是重庆自己打开的一个窗口，自李庄案起，“黑打”的议论已经无法阻挡，它起到了一个社会动员的作用，法律人同仇敌忾，他们关注的不仅是一个李庄，更是中国的法治前途。这个案子，能在法治史上留下一笔。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做李庄案中的律师风险虽然不高，但是那个时候只要是碰重庆选题都是有风险的。

从李庄案本身而言，案情比较复杂琐碎，做出来文本未必好看。我们选择律师暗战这个角度，稿子不难看，角度也讨巧。

张志安：报道出来之后的反馈怎样？

季天琴：当时《南方周末》傅剑锋的评价是大概是“除了标题老套俗气之外，整个稿子看下来荡气回肠，如观钱塘江大潮”云云。我和老沈没想到外界评价这么高，传播效果超过了我们的预料。这个稿子是我们连夜赶出来的，大家都疲惫不堪。

张志安：记者与律师一样都面临着公权力的侵蚀，在你看来，记者的职业共同体和律师的职业共同体有什么差异？

季天琴：目前尚无严格意义上的新闻人共同体存在。同样在走法律人职业共同体的律师行业，情况虽然同样不容乐观，但远没媒体行业内这般复杂与分裂。如律师业内虽有圈子和层级划分，但在触及到行业核心利益的命题上，却能发出指向相对一致的声音，如李庄案中，刑辩律师就曾呼吁“护法运动”。在职业共同体的构建轨迹上，记者行业与律师行业都尚在起步中，但前者的发育程度远不及后者。

『如果记者有劣迹，是比较容易被打击的』

张志安：不管是出于传播真相还是职业荣誉，报道出来之后，记者一般都比较希望报道获得充分传播。为什么你听到别人对自己报道的表扬，会以一种比较自嘲的方式来回应呢？是因为看得淡一点吗？

季天琴：我个人觉得，对于很多记者来说，职业虚荣心是支撑他们走下去的动力。因为在这个行业很容易触摸到天花板，干到了一定年纪，经济收入、社会地位方面跟其他行业相比会有心理落差。但目前，我的投入和我的回报比例还算均衡，所以还不是很焦虑。

张志安：你不太在乎职业荣誉,这跟你个人的性格有关吗？

季天琴：自得感来源于缺乏远见。我一直警惕这点，少年薄名，容易自恋或者自大，太容易迷失自己。与其说是不在乎，还不如说，我经常提醒自己要藏拙吧。

张志安：其实，我们都能理解，在当前的媒介生态环境下，职业荣誉感或虚荣心的复杂性，尤其对男性来讲。对于女性来讲，如果这方面的感觉没有特别强，依靠什么动力能够在记者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呢？

季天琴：其实我也不知道。我现在才从业五年。对我而言，目前还没穷尽自己对这个大时代的好奇心。从当记者来说，让我做下去也未尝不可。其实记者这个职业没有某些人说得那么苦逼，还是挺自由的。我对未来的人生不做设置，薪水不是我唯一考虑的问题。

张志安：让我们回到报道重庆的话题。《围观重庆》之后，你还做了什么报道？

季天琴：一组有关监控和公民隐私权的报道。2011年10月，重庆全市安装摄像头，布置“天网”，既有公共安全的考量，也是王立军试图打造治安乌托邦的狂妄想象。但这个选题是被“赶鸭子上架”的，我自己对这个选题并没有太大兴趣。

张志安：这些报道都是为后来的《起底王立军》做铺垫吗？

季天琴：当时，我们也没想到重庆大戏会以王立军出走美领馆那么戏剧化的情节收场。做《红岩下的西南政法大学》时，我们关注的还仅仅是王立军的学历这个维度。过去几年，重庆都是新闻富矿，从新闻价值上来考虑的话，重庆的一系列新闻事件都是很值得媒体关注并挖掘的。当然，由于新闻管制、媒体自身的风险承担能力和价值判断，像《南都周刊》那样大幅报道重庆的媒体很少见。

张志安：你在联系王立军本人的过程中，当你意识到自己的电话可能被监控之后，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季天琴：没有采取什么措施。一般来说，电话如果被监控了，基本上是天罗地网，跑也跑不掉，与其恐惧，那还不如自己正常的生活呢。

张志安：有一次，我问沈亚川说：“监控对一个记者而言意味着什么？”他的回答是：“你必须做一个好人。”

季天琴：当初沈亚川之所以找我去《南都周刊》，据他说，就是看中我“干净”。我经手的不少报道风险都不小，干净是很重要的力量。

张志安：记者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要做一个完全干净的人，得欲望比较低。

季天琴：可能吧。沈亚川自己有句话：“从人性上讲，女性远比男性高贵。”

张志安：你当时不那么害怕，主要是因为什么呢？

季天琴：我是个没有政治敏感的人，算是无知者无畏。如果有关部门真的要找我的麻烦，也得要有个由头。而且，每个人对风险的判断不一样，人性对危险的感受程度的不一样。如果没有什么劣迹，那么一个记者的恐惧可能就来源于他对庞大体制的害怕。

张志安：你的胆大与你从小的家庭环境或者成长经历有关系吗？

季天琴：我从小就是被放养的，像男孩子一样。我觉得，这倒也没有多大关系，而且我在进入《南都周刊》之前也没经历过什么大事啊。

『判断决定报道方向，拿料决定报道结构』

张志安：关于监控的那组封面报道之后就是王立军的报道了吧？现在回过头去看，你觉得这组封面报道最值得总结的经验是什么？

季天琴：判断决定报道方向，拿料决定报道结构，文本影响传播效果。

张志安：就拿料来讲，有什么值得总结的策略？

季天琴：用好新媒体。我在做《起底王立军》时，获得突破跟微博有密切的关系。微博在寻找核心信息源、判断采访对象所在的空间位置、掌握被访者的生活习惯和洞见人性等四个方面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采访刚开始进行的时候，我找不到任何核心信息源，只能在微博上搜索，每天都会在微博搜索栏中搜关于重庆的一切消息，看谁真正了解这个事情，握有实质性的信息。忽然有一天，我发现3月 2日，某 ID发帖称，重庆将就王立军事件召开小范围的通气会。我约发帖人见面。谈资依然很边缘化，围绕着王立军的些许轶事。道别前，对方给了我一个联系方式。他说，如果这个人愿意为我背书，一切问题就能迎刃而解，就这样我通过中间人联系到了那个为我背书的核心消息源。

除了搜索信息源，我会通过微博显示的客户端判断一个人所在的地点。如果对方是用手机发的微博，说明可能他在开会或者在行走过程中，如果用网页版发的，那他可能在有台式机的室内环境。再加上时间的辅助，可以判断他在家还是在办公室。这也帮助我找到了我要找的关键人士。

其实，通过一个人的微博还能帮助我们探析他的生活习惯甚至性情。比如我会通过看采访对象的微博判断他有晚睡的习惯，这也帮助我在采访过程中获得采访对象的首肯。再比如我会看一个人的微博内容判断他最近干了什么，他和他的家人之间的关系之类的。基本上，只要我需要接近某个采访对象，我都会把他在微博上发的东西从头读到尾，依据这些信息来判断此人是否靠谱。

张志安：新媒体运用的策略之外呢？

季天琴：策略之外，我觉得价值观一定要稳定，不能以立场换信息。其实，之所以那个核心信息源愿意帮我们背书，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南都周刊》以前的报道。

张志安：我们如何让对方感受到我们的价值观是对的，同时激发他内心的正义感让他肯帮忙？

季天琴：说实话，体制内人员对媒体的了解，远超媒体人对体制的了解，他们在体制内看得更深更透。我们2011年对重庆的报道还算是媒体报道中的亮色，这让对方对我们的媒体产生了认同。

张志安：认同是取得信任的前提，接下来记者如何让对方开口并提供帮助呢？

季天琴：我认识我的核心信息源是通过中间人介绍的。其实这个中间人在体制内也有一定声望。所以他来为我背书，把我介绍给核心信息源，客观上对我取得对方的信任提供了保证。

张志安：你是如何让对方完全信任你的呢，你把《起底王立军》的整个策划都告诉他了吗？

季天琴：告不告诉不重要，但是有一句话，所有的报道做到最后，都是在拼人品。

『我和“深喉”都想还原王立军这个人』

张志安：假如我是他，我可能会信任你这个人，但是我会有顾虑：你们的报道最后到底能不能出来，我帮的忙会不会白帮了？

季天琴：说实话，我们为什么最终一定要坚持把稿子发出来，其实就是为了不辜负对方的信任。

首先，对方是有些过度乐观地估计了稿子能够发出的可能性，但是，作为体制内的人，他们本来就对新闻管制都有一定认知程度，他们都知道“十八大”前稿子是出不来的。

第二，过去三年，他们在和媒体打交道的过程中，王立军一直把南方系称作“南系邪媒”，因此他们在内心反而觉得即使其他媒体发不出来稿子，南方系一定能够发出来。

第三点，就是2011年我所在的《南都周刊》对于重庆事件做了大胆的铺垫，冒了极大的风险，这让对方感觉到其实我们是敢于冒这个风险的。

张志安：“深喉”往往是一篇调查性报道报道的关键所在。你是如何保护“深喉”的？

季天琴：我们对“深喉”也有一个甄别的过程。沈亚川一度担心其中一个信息源是是别人给我们设的套，还专门与这个信息源见了面，经过他的判断，也是觉得这个人是值得我们信任的。这些人之所以决定帮我们，都承受了一定的风险，我们有一个铁定的原则，就是绝对不能给他们带来任何麻烦。在材料的转移上，我们基本不通过电话或者邮件来获取材料。一般都是通过移动硬盘来传递材料。

张志安：这些“深喉”愿意和媒体人合作的动因，除了他们能承受一定的风险外，还有什么别的原因吗？

季天琴：我们都希望还原王立军这个人。他们都对人性的黑暗深有感触，对整个社会和社会思潮也有反思，希望能够通过媒体正本清源。

张志安：你有没有想过报道出不来，用什么别的方式来呈现报道？

季天琴：这个念头偶尔也会冒出来，但我们转念一想，没法向那些帮助过我们的人交代呀，所以还是想，一定要让它出来，哪怕需要等一等时机。

张志安：听说《起底王立军》这个报道能发出来也是有一定偶然性的。恰逢一个把关尺度比较宽的审读员，而且那正好是“十八大”结束第一周，不用送审。但即便如此，发出这个稿子要承担的风险还是很大的。

季天琴：是这样，所以还是感谢集团领导、周刊主编陈朝华、执行主编许庆亮，编委沈亚川、潘葱霞的风险承受能力

张志安：《起底王立军》这组报道，在风险判断方面是怎么把握的？

季天琴：任何采访都需要文件、案卷和采访资料印证；和原重庆市委主要领导人做一定程度切割；涉及媒体同行不点名；舍弃大量高风险采访；切割尼尔·伍德案的细节；舍弃敏感照片和文件资料。

张志安：关于《起底王立军》这组报道，沈亚川总结的经验之一是：“当我们遇到重大题材时，要有清醒的判断，要有持续的跟踪，要有足够的耐心。”

季天琴：是的。我个人特别感谢那些体制内外的健康力量，谢谢他们的信任和帮助。当我站在台前领取掌声的时候，我时常觉得，我在贪他们的功。

『记者应该更注重专业化，而非会做人』

张志安：你认为这组报道有瑕疵吗，无论是写作或者传播的过程？

季天琴：缺陷和瑕疵肯定是有的，但主要是缺陷。缺陷方面，第一，主要是我们对王立军的经济问题涉及不够，因为没有这方面的材料支撑。第二，我们对过去几年重庆打黑的资本流向问题的调查也不太够。[4]

张志安：还有一点，这组稿子的网络传播过程中，最开始是抛出了一篇综述性的导读，其他几篇主稿没有及时地跟进，这在传播上容易造成了一定的误解。你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吗？

季天琴：一是因为这个稿子的体量太大，综述稿是述评，提供了一个导读的作用；后期官方微博没有跟进，既有管制的原因，也是报社为了发行考虑，还是希望大家去买杂志。[5]

张志安：《起底王立军》这篇稿子给你、沈亚川和《南都周刊》都赢得了巨大的声誉。南都年度大奖颁奖那天，你和沈亚川都盛装出席，那个时候有没有一点兴奋感和仪式感呢？

季天琴：无所谓仪式感。当时我收到邀请函的时候，上面写着一定要“正装出席”，我是第一次参加南都年会，没有想到大家衣着都很随便。当然，说没有职业虚荣心，那就显得矫情了，稿子传播度很广，也给对采访对象有了一个交代。但对我而言，这种兴奋感延续时间不会太长。

张志安：《起底王立军》这组报道对你和《南都周刊》有什么实质的影响吗？

季天琴：对于《南都周刊》来说，订阅和广告都有提升。对我自己而言，无非就是获得了职业虚荣心的快感，但这种快感很快就消失了

张志安：无论是在发布会还是在别的公共场合，你看起来都不那么爱凑热闹。

季天琴：据朋友反映，我是那种不太有亲和力的人。除非气场特别接近，我不会第一次跟一个人见面，就拉着别人的的手表现得很熟络，这个我确实是做不到。

如果我敬畏一个人，我也不会跟他说；“我很敬畏你，你是我的偶像。”我会觉得那是对他的亵渎。当然，记者这个职业可能跟需要的是热切地和他人搭讪，表现得熟络一点。

张志安：这样的性格对你成为一个好记者会有怎样的影响呢？

季天琴：其实不太有影响。群访的时候，我肯定会显得比较边缘化。但如果有单独交往的机会，我会把功课做好，尽量表现得专业化一点。

张志安：你如何解读专业化的核心，它的实质内涵是什么呢？

季天琴：当你表现出你对这份工作有充分的投入，在涉及风险报道时，为采访对象考虑周到。记者这份职业，很多时候是仰仗陌生人的慈悲，我也会尽量让对方会感受到我们的真诚。

张志安：本质上，让对方相信你低调、敬业，不是靠你故意做出来的，而是在那种场合下的一种比较职业的反应吧。

季天琴：对。当然可能跟我的面相也有关系吧，我看上去不像是一个面恶的人。

张志安：这样的方法在每一次访谈中可能无法套用。

季天琴：是，无法套用。但我还是觉得，真诚很重要。在《起底王立军》快收尾的时候，我去找一位关键人士，之前很多人都找过他，都被拒绝了。我就明确地告诉他，我手头已有什么材料，也可以让他过目，只要他为我们保密，现在还缺些材料，临门一脚，希望他能帮忙。

张志安：你的方法与有些调查记者的常规方法有些不同。有的记者其实手里没有料，但是他会说自己已经掌握了大部分资料了，如果你不接受采访，最后稿子也能出来，这样对你更加不利。

季天琴：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不用那么装。我这个人就是有什么说什么。我去找我的中间人的时候，我都会直接告诉对方，我现在知道的东西只有一些边角料，我心里很烦很焦虑，这些话我都会直说。我的原则就是不装，有什么说什么。

张志安：所以可能也是你自己更加透明、坦白了，对方也才愿意相信你是真诚可靠的，才愿意跟你谈。

季天琴：对。对方也是阅历丰富的人，双方走近的时候，我在观察他的同时，他也在观察我，所以很多东西是藏不住的。

『我对“理想”这个词有敬畏之心』

张志安：在取得被访者信任的这个过程中，你觉得跟你自己的性别有关系吗？

季天琴：我觉得没什么关系。我写《起底王立军》的时候，核心信息源后来告诉我说，其实当时也有其他媒体找过他，但是他都没有接受采访。他为什么帮我呢，是因为我看上去不那么功利。

张志安：功利是指什么？

季天琴：就是急切地想要从别人那里获得什么东西。我这个人可能相对来讲比较木讷，不太会跟人家示好或者表现得很熟络那样。

张志安：可是每一个采访对象接触记者都知道记者最起码有一个功利的想法就是想要从他那里拿到资料。

季天琴：这个当然是共同的。每个记者都是为了拿材料，这是我们的工作。但是采访对象作为个体，他对眼前人自有判断。

张志安：很多男记者在与采访对象打交道的时候,会用一些斗争性比较强的方式，去和对方较量。但是你的做法显得更私人化，更回到人和人在日常交往中所需要的东西。

季天琴：我个人感觉，可能记者与被访者的确存在那种紧张的对立关系，但是当我们两个单独的个体坐下来交谈的时候，私人化的交流和体验还是很重要的，让对方感受到你的真诚其实是最重要的。

张志安；你对自己的定位是怎样的？为什么你在接受一些采访的时候说不太喜欢别人给你贴上“调查记者”的标签呢？

季天琴：其实，沈亚川招我进《南都周刊》的时候给我的定位就是要做时政和法制报道，他觉得我是能够胜任这个职位的。我也没有想到，我一个整天宅在家里的人会跟转型中国的大时代中的那么多政治事件扯上关系。

我之所以不喜欢调查记者这个说法，是因为不少调查记者给人的感觉就是苦逼兮兮的。但是我自己做了那么多报道下来，觉得不至如此。

张志安：所以你是不喜欢外界给调查记者贴上的道德化、悲情化的标签，而不是对这个职业本身有反感。

季天琴：对。我特别警惕这种自我悲情化、崇高化的倾向。

张志安：作为女性，可能你天生的直觉比男性更加灵敏。这种直觉是可以被训练的吗？

季天琴：我的直觉在某些方面的确挺准的，尤其是猜八卦的时候。我觉得更多是天性吧。

张志安：你也入职五年了，一年二十万左右的收入不算高。为什么能够相对知足呢？

季天琴：因为跟我一起毕业的同学他们都差不多这个收入水平，我同学在外企，他们的收入也不高啊，还经常加班。而且我对生活的要求也没有那么高。即使我挤破了头往上走，又能怎样呢？我很不想为了还房贷拼命地给自己加压，不要成为生活的奴隶嘛。

张志安：你说自己是个很淡定的人，但是你在2011年被《南都周刊》推为南方报业年度记者的时写下的手记是《边奔跑，边喊救命》，看标题，这跟你淡定的心态不太符合啊。

季天琴：淡定是我面对风浪时不害怕，“边奔跑，边喊救命”是想抱怨自己的工作量太大了。因为淡定的人都有一个特点就是比较懒散，工作量一大，脑子里的弦一紧，就觉得自己七零八落了。

张志安：你在手记中也提到了自己不喜欢用“新闻理想”这个词，为什么呢？

季天琴：我对“理想”这个词语是有敬畏之心的。我个人观察，很多人频频拉扯出这样的词汇，只是为了给自己撑腰。我挺怕自己像这样去倒人胃口，而且我胸无大志，确实是一个没有什么新闻理想的人。

(本文系中山大学百人计划引进人才项目“新媒体环境下的新闻从业者”项目成果之一，项目编号：17000-3281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