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安 刘虹岑

 

【个人简介】

王晓清，1976年出生，现任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编导、出镜记者。2001年，作品《李仲生求学记》获中国新闻奖广播电视节目二等奖。2002年，作品《往事•俺爹俺娘》获中国新闻奖广播电视节目一等奖。在湖北电视台工作期间，担任《往事》栏目编导，《往事》蝉联2003、2004年度全国十佳电视公共栏目奖。2005年底至2006年初拍摄的《唐山地震三十年祭》获2006年度中国纪录片国际选片会十大纪录片奖。2006年加入央视《新闻调查》栏目任编导（后兼任出镜记者），主要作品有《被质疑的红十字》、《哈尔滨倒桥事故调查》、《睡在桥下的兄弟》、《当孩子离去》等。

【作者介绍】张志安，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虹岑，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学生。

 

【访谈实录】

张志安、刘虹岑（后称张志安）：《新闻调查》比较注重用记者出镜的方式来逐步揭开真相或者展现记者跟新闻当事人的“交锋”。这种叙事方式具有怎样的优势？

王晓清：这个栏目是觉得如果有这样一个人的元素在里面，那么表现起来在形式上会有它的优势。首先，两个人坐在那里谈话，如果说这两个人能够真正地对话，感觉这种交流是非常有魅力的。其次，一次交流中有很多问题需要追问，如果这个记者是一个合格的追问者，节目把他（她）的形象、提问的内容都用镜头表现出来，这个对话就更加完整。

从观众收看的视觉习惯来说也是这样，如果只有一台机器，观众一直盯着这个被访者，也许也会觉得奇怪吧，大家也想看到提问的人是谁，想看到他（她）是怎样的一个状态，是什么样的表情。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自然的需求。

在一个时长45分钟的节目中，很适合用这样一个形式来表现。记者去调查一个事件，节目完全可以把他拍进去作为角色来展现。其实不止《新闻调查》，好多栏目也都这样做，只不过很多栏目没有把它变成一个常态化的形式固定下来。从电视传播来说，一个节目的形式要常态化，这本身是合理的。确定了这种形式，它就成了这个节目的标志。这样一个有角色活动的元素在节目里，观众看起来也不会那么累。如果一个片子里有记者出现的画面全部被解说词给替换掉了，记者的行动感就会比较弱。

另外，新闻毕竟是依靠人来认知和调查这个世界的事业，有任何资深的、有能力的记者，对于一个媒体来说，都应该是值得珍惜的，在平面媒体也好，网络媒体也好，我相信都是这样。那么电视新闻调查节目也会注重把这个资深的记者作为栏目的标志，就像栏目的评论员一样，时间一长，观众对这个人会产生认知，也会愿意跟着他去了解事件。一个固定的记者形象也是栏目的符号。

张志安：根据你的经验，出镜记者的出镜方式和作用具体是怎样的？

王晓清：情况千变万化，没有绝对的，可选择的叙事语言和表达方式不是唯一的，同一个信息，可以用空镜头也可以用出镜记者，至于选择哪一种，会考虑非常多的元素。比如说这个地方有非常丰富的空镜头，适合用空镜头去表达，或者我希望这个地方需要用空镜头来营造一种氛围，我也会选择空镜头。用出镜记者还是空镜头就是一种选择，具体怎么选，要看一个节目总体的设计。

有时候，出镜记者的使用是交代某个环境，这个环境仅仅通过镜头来表现可能会非常的复杂，如果有一个人来引领就能特别容易看清楚；有时候，某个抽象的观念、某个段落的转折通过出镜记者来呈现是合理的；甚至有的时候，出镜记者是被设计为一个结构元素，在某些环节上需要用出镜记者来打破节奏。但一定要清楚一点，那就是什么时候观众不希望看到出镜记者，或者说什么时候出镜记者绝对不应该介入。比如特别精彩的新闻现场、当事人正在交流的一个完整的氛围，这时候如果进出镜记者就好比看精彩的电视剧时突然进广告一样。

张志安：从工种上来说，出镜记者和主持人是不同的。不过，普通观众不太清楚电视新闻节目主持人和出镜记者的区别，你能说下对这两种角色差异的看法么？

王晓清：在中国，我们常说的主持人概念可能更多地是主持一个栏目或者一台晚会，他（她）要去把握现场的流程、调节现场的气氛，他（她）自己的表现也会成为节目的出彩点之一。另外，主持人的台本和发挥的范围相对会固定在这个节目之内。

真正的出镜记者，核心不是出镜，而是记者。他首先是一个新闻人，作为记者去提问，即使没有镜头在这里，他也是这样去问。《新闻调查》这个栏目希望更强调记者和被访者的交流感，希望把双方的问答过程和气氛更完整地传达给观众，所以它使用了双机而不是单机，这时候出镜记者就出镜了，仅此而已。如果观众将出镜记者当作新闻节目的主持人，也没有错，但新闻节目的出镜记者应该记得自己不应该作为一个主角去表现自己。

张志安：风格对于一个出镜记者而言重要吗？

王晓清：记者只需要提问就是了，出镜记者从来不应该考虑风格的问题，如果去考虑了，那他就走神了。我认为刻意设计所谓出镜风格的一定不是好记者。当然，提问如何去问，某句话应该怎么说，都应该提前经过深思熟虑，但这不是说一切都是台本，而是说要对报道的问题和问题的背景有足够的把握，一些关键的语言的表达一定要准确。只有有了认真的准备，在采访现场，记者才会有好的临场反应。但无论是事前准备，还是临场的反应，都应该是真实的流露。

我总觉得，出镜风格和过日子是一样的，是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崔永元和白岩松的风格都不是设计出来的，他的风格和他的经历、他的气质有很大的关系。有人开玩笑说，看白岩松出来觉得出大事了，看小崔出来顿时就觉得没事了。他们各自有各自的优势和强项，一个可能更轻松，一个可能更严肃。不可能让白岩松像崔永元一样，也不能让崔永元像白岩松一样。每个人的风格都是自然的流露，由来已久，可能从他的童年开始呈现出来了。

如果一个人的风格不是自然流露而是完全依靠设计，太技术性了吧，设计得不高明、蹩脚的，也能看到很多，那就是做作；设计得很高明的，风格也至多只能是一个辅助手段。比如，对于某一个话题怎么谈，可能有的节目主持人会更温和一些，有的可能会更尖锐一些。如果说是主持节目，那我觉得不排斥设计走某种风格路线，但我还没有看到过某个新闻节目的出镜记者的风格是靠设计而成为好记者的。

张志安：新闻节目中出镜记者的风格不应该过于突出，是因为风格的存在会限制其报道的类型吗？

王晓清：尺有所长，寸有所短，每一个人都去做自己适合做的事情就好了。一般来说，新闻出镜记者的个人特点不应该那么突出，他在报道一个事件的时候位于客体位置，他（她）所做的是提问，是让事件的主体、当事人能够凸显出来，他（她）的角色类似于相声中的捧哏。从我们《新闻调查》这个节目的形态设计来说，出镜记者，少了不行，但是出镜记者其实就是代表观众、站在观众的角度去看，是这么一个眼睛，这么一个角色。和新闻事件、林林总总的信息、新闻事件的当事人比起来，出镜记者始终位于一个次要地位。如果我们在某个新闻节目里看到某个现场记者有特别强烈的风格，我觉得一定是哪儿出问题了，有点喧宾夺主的味道。

张志安：电视新闻对镜头的运用有什么特点呢？

王晓清：电视新闻的镜头画面需要的是平实，不要夸张。刚到《新闻调查》的时候，我剪片子的风格会比较注重外在的包装，但后来的手法反而越来越简单了，有时候画面过于花哨和丰富反而会冲淡内容，因为观众在单位时间内能接受的信息是有限的。

举个例子说，电话采访，有的人习惯把镜头切来切去，去丰富镜头的表现。有一次，一个受访者不愿意露面，就在一个办公室里面采访，我只能在门外拍，当时我换了很多景别，比如全景的展现、近景的门把手、摄像机上面声音的指针，中间切换了几次。后来一位同事和我交流，他说他看这一段的时候觉得非常不舒服，因为那个时候他只关心那个人说了什么，而我镜头的切换妨碍到了他专一地接受信息。他说的是对的。

张志安：用镜头去展现新闻事件中人的心理状态有什么技巧吗？

王晓清：首先要能够感受到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心理状态，才能选定一个方式去客观地表现他，然后结合具体的环境以及对事件和人的理解去呈现。举个例子说，汶川地震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男人远远地看着自家的废墟，我们选择的表达方式是背影——甚至是保持一段距离的背影。这个时候，保持一段距离是一种尊重。一个男人在悲伤的时候是很忌讳你去拍他的近景，比如让他的面部特写出现在镜头上之类。有的人会这样做，但是我不喜欢。一个远景的背影，时间长一点，它的信息量和情绪已经足够了，而且是合适的。

 

张志安：电视新闻的一个特点就是要被访者面对镜头，面对面地接受采访。你是如何说服不同的人面对镜头的呢？

王晓清：我遇到的采访对象中对电视新闻采访完全持抗拒态度的并不太多，当采访对象是新闻事件当事人的时候，有些人是他有责任面对媒体，而有些人会有倾诉的欲望。当一个事件模棱两可的时候，他要告诉大家他是如何看待这个事情的。直接抗拒采访的人，并不是特别多。

当然也会有因为不同原因有顾虑、想回避的，但大多还是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沟通，说服对方接受采访。

    其实，我觉得采访与人和人之间谈话是一样的。真诚地去和别人打交道就可以了。现在有一种不大好的倾向，特别是少数调查记者会带着对抗和敌意去和采访对象接触，甚至会故意制造一种矛盾对立的气氛，我是不赞同这一做法的。

    记者就是第三方，只是想听听你怎么说这个事情，你心里是怎么想的。探讨式的采访比对抗式的采访要难，要对抗起来很容易，你不断地去质疑、激怒对方就可以了。但问题是有时候，在这种对抗式的采访中对方体现出来的其实并不是一个真实的状态。一个人在盲目和紧张的状态下与人交流、对话，是不可能打开自己说一些真心话的，因为他时时刻刻都在揣摩自己的措辞是否恰当。

    所以，我觉得采访不是和对方对抗，而是要了解对方真实的想法，不管对方是什么人。我最感兴趣的是他怎么说这个事情，他真实的想法是什么样的。当你是以这样一种心态去和对方交流的时候，对方也能感受得到，就有可能形成一种探讨式的采访氛围。我说服采访对象的方法就是让对方感受到，我的意图就是想要了解他真实的想法是什么、他为什么这么做。

张志安：如果采访对象是新闻事件中备受争议的人或者侵犯公众利益的人，会不会担心你的信任、善意和镜头也许会被对方利用，用来作为自辩的方式？

王晓清：如果一个人不想说自己真实的想法，那他永远都不会说，不管你是怀着善意还是充满敌意。怀着信任和真诚去与人交流并不意味着放弃了质疑的态度，失去了记者应有的判断力。如果受访者某个地方回答得不真诚，我也可以真诚地追问他，我可以说：“我认为这不是你真实的想法。”

    记者真诚的态度和提问的直接性或锐度不是矛盾的。该问的问题都必须问到，不论记者是以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在这样一个前提下，我觉得一定是真诚和尊重的效果更好。

张志安：的确，以真诚的态度与受访者探讨问题比简单对抗更能促使采访顺利进行，在这个过程中，也需要记者准确判断受访者的态度和观点并及时追问。采访中，你是如何观察受访者并及时做出判断和调整的？

王晓清：两个人面对面坐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就能够很直接地能够感受到对方有什么细微的情绪，有哪些问题对方回答有疑虑，或者有哪些问题对方还有继续诉说的欲望。

做新闻需要一定的阅历和理解力。因为到了一个年龄之后，和人打交道会和特别年轻的时候有差异，只有经历了足够多的事情能具备了对人情绪的感受力，才能更好地完成采访的工作。

张志安：采访中需要双方处于平等的位置，你如何理解“平等”，如何保持与受访者的平等交流？

王晓清：我认为平等是交流层次上的平等，就是要能够听懂对方说的话，对方也能明白你想问什么，这就是平等、对等的交流。在采访一些学者和专家的时候，也许我在这方面不是专业的，但要能听懂对方在说什么。同时，也要能够提出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既是电视机前的观众也想要了解的，也是被访者适合去回答甚至有时候希望去回答的。当有了这种交流能力的时候，就能在采访过程中与对方保持平等。

张志安：在你看来，平等不仅仅是心态上的平等，更多的是彼此理解的一致、知识的对等。

王晓清：是的。心态上也需要平等，但从人格意义上说，任何人都是平等的。我认为，平等更多指两个人能不能真正地交流起来，让这个对话变成一个有意义的对话。

张志安：经常听到一种看法说，央视记者由于国家台的背景，比较容易在采访中保持自上而下的审视视角。你怎么看这种说法？

王晓清：大家有这样的看法，也许的确有部分记者是这样的吧，但我不同意这种说法。我们这个社会存在一个问题，有些人讨论问题特别喜欢归类，特别喜欢用集体去取代个体，这是不准确的，我特别不喜欢这种话语和思维方式。就像有些人说中国人就一定怎么怎么样，这是不能够成立的。央视有很多栏目组，每个栏目组都有不同的工作方式，一个栏目组内部不同的编导对待同一个事件的理解也各有差异。所以，可能部分记者会有这样一种视角，但不是全部。而且，我觉得这更多是取决于个人的，喜欢这样“自上而下审视”的记者，不论身在央视还是其它媒体，他都会这样做。

张志安：《新闻调查》最近的一期节目《当孩子离去》[1]中，失独者落泪的时候，你伸出手去握住她的手。这种情感流露，会不会让一些观众产生误解，觉得没有保持通常记者要求的客观和中立？

王晓清：这个时候谈中立、客观不太恰当吧。记者首先是一个人，大家不要把记者理解为一个提问的工具，记者就是一个正常人，他在和人谈话，如果两个正常人谈到这个话题时会有一些安慰的表示，那就很自然地去做就好了。

那是一位年长的阿姨，她在我这个晚辈面前表现出了难过，我就会很自然地去拉拉她的手，在生活中我也会这么做；如果对方是一个很自尊的男士，他本来就是不希望表现出难过，希望能克制住自己的情绪，我就没有任何安慰的反应。这些东西不需要任何所谓的设计，在生活中遇到这样的情况会怎么反应，这个时候就怎么反应。记者只要不去表演，不去突出自己，自然而然地去做就好了。

任何教条的东西都是需要警惕的，有时候我更相信人和人之间的常识和直觉。

张志安：也许有读者会认为，采访的时候，照顾到被访者的感受，记者这样做比较自然。但在后期编辑的时候，或许可以把这样的镜头剪掉。为什么依然把它保留在节目中呢？

王晓清：一个原因是我们是使用的双机，镜头已经拍到了，这个时候被访者的情绪和后面的衔接点是不能够割裂开的。《新闻调查》希望留住人和人之间的“交流场”。当然，任何事情都应该讲究一个分寸的问题，比如是不是要强调这个行为，以及这个行为本身的分寸感是否合适……其实，我们从来没有刻意地强调这些东西，它只是自然地发生了。

我记得《新闻调查》的同事董倩做的一期节目叫《穷广东调查》，里面有一个段落让我特别感动：当她采访一个少数民族山村里的一个年轻女孩时，那个女孩背着一个娃娃，带着董倩去家里看。女孩忽然想到“难道我的一生就是这样吗”，然后说着说着就掉眼泪了，一边掉眼泪还一边笑，对董倩说：“真不好意思，让您见笑了。”这时候，董倩就拍她的肩安慰说，没事，你还年轻。她也没有多说什么，这个时候能感觉到记者就是自然而然地真诚举动，她的反应特别人之常情，恰如其分。

只要是人和人自然的交流和反应，为什么一定要计较它在不在节目当中展现出来呢？我不大能够理解为什么有些人看到这种行为就觉得这样做一定就不好，其实好与不好，真诚与不真诚，观众一眼就能看出来。

可能大家会引用专业主义的概念来看这个问题，认为应该绝对摒弃这样一种行为，我觉得还是要分具体的内容吧。在有争执双方的时候，记者不要去同情一方的哭泣和感受，特别是有时候这种哭泣和感受可能是一种工具，记者要关注的是事实本身，而不是当事人的情绪，因为有的情绪甚至可能是不真实的。但是像有的节目，比如我刚刚谈到的这种情况，当一个人谈到自己的生活突然产生的感触，这个时候是没有和他人利益相冲突的，这种情绪新闻中是可以保留的。但是，在有双方的利益冲突时，记者情绪的流露就应该慎重。

张志安：现在回忆起来，跟过去相比，现在你与被访者的互动交流有什么变化？

王晓清：变化很大。我20多岁的时候，有的采访对象是没有办法与他们平等交流的，可能也没有办法听懂对方的一些话。当你听懂或者听不懂对方某些话的时候，对方是能够感受到的，不管是专业上的还是情感上的。只有到了一定的年龄，才能在与人交流的时候，真的能听懂对方在说什么，而且准确地知道观众会关心什么样的问题，怎样去提问。在每一个新闻事件的现场接触的人、接触的事都会让我去想很多东西，就像老人说的，“很多东西真的只有经历了才能明白”，那个经历会变成自己的一部分，每一次经历都会给自己留下一些东西。

张志安：在采访过程中，你是否也会有职业伦理方面的困惑呢？如果碰到,如何处理的？

王晓清：职业伦理这个东西不太可能形成一个教科书式的东西，特别是就中国当前的新闻发展阶段来说，还没有建立起特别多的共识。现在还主要靠个体自己的理解，逐渐建立起共识。

如果要说我个人的理解，职业伦理产生的心理基础是，永远不要把实现采访、对节目有利作为最高价值。比如，我不太赞同偷拍，也不会通过别的一些压力强迫对方接受采访。在双方交流过程中，有什么问题是对方不便于公开的，我会尊重对方的意愿，除非这个东西确实涉及到公众利益。另外，还有全世界通行的对少年儿童的保护和对受害人的保护也需要遵循。职业伦理其实就是一句话：尽量考虑到对人的保护，尽可能降低对人的伤害。

有时候，我也会有这方面的困惑，但大多数时候都能解决。比如，在这样一个特殊的电视采访的情景下，他会把我当作一个可以进行深度交流的人，这种深度交流在两个陌生人之间是不会发生的。但是，由于电视给了我们一个谈严肃话题的特定情境和氛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进入这个情境、接受这个情境，这是这个职业必然带来的东西。这种东西会让我有一些疑惑，比如采访某些经历不幸的人，他们会谈自己很深层的一些感受，会去复述整个家庭经历的不幸，会去叙述最让自己难过的事情。这时我会思考自己是不是承担得起这些沉重的东西，以及最后电视产生的影响和价值大小是否能够足以让他去重复这样一种不幸呢？这样的价值是否能够以重复他人的悲伤为代价呢？可能不一定。不过，我会这样劝解自己：他坐在这里接受我的采访就代表了他能够接受这样一种方式，他愿意来跟我谈他内心的感受。

对于这样一些采访对象，我希望在节目成片中贯穿善意和敬重的态度，让受访者和观众能感受得到。也会特别注重节目的质量，要对得起对方真诚的讲述。这是我们所能做的和必须做的。有些彼此感觉很好的采访者，会长期保持联系，过年过节会问候，再去当地会再聚聚。采访是人和人之间的交流，我与他们的关系是长期的而不应该只是短暂的采访关系，这样比较能够说服自己。可能这已经超越了职业伦理变成了个人性格的问题——在我看来，他们接受我的采访，和我谈得特别真诚，我会觉得如果我仅仅是为了这次采访就让对方掏心窝子地跟我交流，心里会不舒服。

 

张志安：最近央视不少节目也都在改革，那么，在大环境有所变化的情况下，《新闻调查》有调整或改革的方向吗？

王晓清：个人看法，《新闻调查》是台里很少的不需要改革的栏目，尤其不需要形式上的改版。创新这个东西，我们往往把它当做一个褒义词提出来，但有时也要看它另外一面。其实不是一切东西都需要创新，因为现在很多人谈到创新的时候往往流于形式，感觉就是今年改一个版，变一个新样态，似乎就是创新了。

其实，看创新的时候也要看到一些很好的传统，有一些栏目是十几年的积累形成的样态，同样是一种财富。英文讲Classic，就是传统的东西和经典的东西。有一些节目它就只适合用这样的样态来表现，它需要的不是创新而是保持优秀的质量，我认为《新闻调查》就是这样一个栏目。它的样态确立了十几年，十几年中观众对节目的样态是接受的，同时就我们操作者的感受而言，这样一种通过记者实地采访、与当事人面对面地谈话的方式，从表现手段来说有非常独特的一种优势。所以，新闻中心很多栏目在提改革，但对于《新闻调查》来说没有这样一种改革的要求，而是说只需要走好多年积累下来的路就好了。

张志安：在节目形式和样态上，如果不需要改变，内容或选题是否会考虑改革？

王晓清：个人看法，在内容上需要的也不是改革，而是保持和提升节目品质。《新闻调查》这个栏目的口号就叫“正在发生的历史，新闻背后的新闻”，关注时事新闻，关注社会问题，永远就应该这样，没法改。可能有的人会习惯性地把节目内容分类为舆论监督报道、正面报道、专题报道等，但我对这种区分并不认同，或者说，我觉得不一定要强调一个节目的主流选题是什么。我一直觉得对某一个热点的新闻事件的报道也好、对某个社会现象的探讨也好，只要是有价值的选题内容都是值得去调查报道的对象。重要的是，要么奉献出独家的事实，要么就对这个话题的解读有一定的深度，然后再用一个比较理性、深入的态度去看待事件或者问题，这就是我自己理想中的《新闻调查》。

张志安：近年来，真正调查性的节目或者舆论监督节目在《新闻调查》占的比例有怎样的变化？栏目组内部怎么看这种变化？

王晓清：这个问题我没有做过精确的数据统计。这么多年以来，《新闻调查》做的就是大家觉得有价值的选题。如果仅仅将调查性报道理解为揭黑报道，那么这样节目从《新闻调查》开办到现在都不多，因为这不是《新闻调查》栏目的定位和长项。

《新闻调查》的操作方式和节目定位决定了它很难进行这样的调查。我们要求记者面对面地和对方对话、我们的拍摄是双机位、我们还是台里唯一的带专业录音的新闻栏目，这样的一个配备是不可能像文字记者一样悄无声息，甚至不表露自己的身份地进行独立调查的。

总的来说，做这样的匿名调查，文字性的记者会更可行，电视这种表现特性就决定了它很难静悄悄地、完全不为人所知地去进行一些调查。《新闻调查》采用双机拍摄，注重记者与受访者面对面对话的节目确实不适合暗访。

每个栏目都有自己的形态选择，每一种形态都有它自己的优势和劣势。《新闻调查》是以记者调查为主体的节目，一定要追求记者对问题的认识、和当事人的对话，通过这样一种形式来展现调查的过程。同时，在《新闻调查》45分钟的节目时长中，它要求将许多纵向与横向的背景材料糅合进去。所以说，选择了一个样态之后就把它做到专业化，发挥这种样态的优势和魅力就好了。

此外，我还觉得，“揭黑”这种提法其实有些简单粗暴。揭开侵害公众利益的重大黑幕当然有价值，也很艰难，但是有时，它也会滋生一种片面化的思维和工作方式，这是硬币的另一面，是需要警惕的。做新闻这些年，我也看到很多事其实并非那么黑白分明，“灰”其实更常见。很多事件背后，是各种纠结的、复杂的矛盾和因素。在现今的社会状态下，对“灰”作深入的分析和呈现，价值和难度在我看来并不亚于“揭黑”，这是我个人很感兴趣的一个方向。

张志安：收视率对《新闻调查》栏目的影响和压力大么？你怎么看收视率作为评价标准的意义和局限？

王晓清：我个人觉得收视率的压力不大，《新闻调查》的收视率还不错。另外，收视率也不是一个唯一的衡量标准，只要不是一直排在倒数，它就不会成为一个节目生存上的压力。

节目追求质量和得到好的收视率，并不是一个矛盾的东西。我们拿到的收视率数据往往都证明，考虑到了观众收看心理的节目在收视率方面都有所回报。收视率具有可参考性，但它不是唯一的评价标准。栏目有很多评价标准，一个栏目做得好不好，专业的从业者看了会知道，不是完全需要由收视率来回答这个问题。

有时候，收视率可以帮助我们找到一些问题，比如说从分时段的收视率中，我们可以看到从哪几分钟到哪几分钟收视率有明显的下降，这个地方的制作手段或者节奏就可能存在一些问题。但是不能因为某期节目的收视率不好就说它不是一期好节目，有时候它可能会受到其他台节目等外部因素的影响，或者说过年、过节的时候某期节目的收视率就会相对较低。所以我说它可以作为一个参考，而不能作为唯一的评价标准。

 

张志安：《新闻调查》的选题主要有哪些类别？随着微博等社交媒体的兴起，尤其大量网络热点事件出现后，《新闻调查》的选题来源有什么变化么？

王晓清：选题主要有三类：一个是热点公共事件，现在热点事件首发的平台往往不会是传统媒体，而是在网络中，因为网络传播的速度快，这是必然的。那么，我们就要随时关注网络。很多事情一出，由于传播速度的加快，可能一天之内就会发酵为大家最为关注的热点事件，这种事件肯定成为我们选题的主要来源，任何新闻栏目都应该关注这样的事件。第二，可能会有一些独家提供的线索，通过来信、邮件、微博等各种方式。第三，针对某一个社会问题进行调查也会成为《新闻调查》的选题，也就是主题性调查。我们会把记者和编导平时阅读、生活所了解到的一些值得分析和报道的社会问题选出来。

我们栏目有一个策划组，在选题方面有一定的任务。来信和来电也会有专人整理，将有价值的信息进行梳理。

张志安：《新闻调查》目前的选题标准有哪些？

王晓清：《新闻调查》栏目首先会看这个新闻事件本身是否有足够的分量和复杂性。因为我们的节目是45分钟，有一些新闻事件更适合短一些的专题新闻节目来做，比如《焦点访谈》，或者有些新闻事件只需要10分钟的量就可以讲清楚，就不需要45分钟。

    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这个新闻事件不仅仅是个案，它背后涉及到更深层的社会问题、人性问题，有更广阔的扩展空间，这也是我们选择的一个标准。

张志安：电视新闻的画面感很重要。找到当事人、有可拍摄的现场，是不是《新闻调查》选题考量的重要因素？

王晓清：不会成为最主要的考量因素。因为很少有节目是因为当事人不接受采访或者不露面而不成立的。如果当事人不愿意面对镜头，我们有很多处理方式，比如通过电话采访，或者改变被访者的声音，面对面谈话时用一些遮挡；同时，由于我们选取的事件有一定的复杂性，所以通常会不只有一位当事人，而且事件涉及到一定的社会深度和广度，具有一定普遍性的时候，有一类或一些人都可以成为采访对象，制作的方式是灵活多变的；如果有个别的人不愿意接受采访，也是一种信息，因为他不接受采访也有他的原因，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告诉观众具体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不愿意接受采访。

    有时候，是否有可拍摄的现场会成为判断选题的标准，但仅仅是在两个选题的比较之中，如果有两个选题可供选择，肯定会选画面呈现更丰富的，更容易拍摄的。因为真正重大的事件无论现场是什么状态都是值得去调查的，即使现场改变了甚至被破坏了，也可以通过多方的渠道去调查它原来是什么样子，主要是看这个问题是否有观众未知、应知、欲知的东西。一个事件如果真的有未知，到了现场一定能找到可调查的东西，如果找不到则是记者的能力问题。

张志安：电视采访与报刊采访不同，如果需要到外地拍摄，一般编导会先到当地去踩点。在《新闻调查》最近一期节目《当孩子离去》中，编导事先有没有去各个失独者家里踩点？踩点的重要性如何？

王晓清：有，能联系上的、愿意接受采访的家庭，我们都去了。如果不是突发事件，我们都尽可能地踩点，特别是主题性的调查，踩点的工作尤其重要。被访对象对我们有了一定的熟悉和信任之后，接受采访的时候就会更放松；另外，在踩点中，完成对采访对象的选择、场景的选择和信息的确认，节目录制的效率会更高。

张志安：通常，踩点之后，编导会根据哪些因素来决定是否去当地拍摄节目？

王晓清：踩点后没有做的比例大概只达到百分之十。因为大多数的选题，当我们在决定去做前期策划和前期了解的时候，就有了初步的预判，也会设想去了之后有要了解什么，要走哪些渠道。

张志安：能举例说说什么样的情况下踩点后会放弃选题？具体原因是什么？

王晓清：我自己没有碰到过，在我同事身上发生过。前段时间，栏目组接到了一个新闻线索说某个地方出现了不公平的事情，后来去了之后找到了当事人，同时通过其他侧面的手段也了解了更多信息，发现这个事件只是个人的冲突和利益纠纷，只是希望借助媒体去施加压力，并不像信息提供者所说的那样背后有巨大的黑幕和问题。当我们踩点后发现爆料线索和事实完全不相符合，失去了它原本的价值，才会选择放弃这个选题。

张志安：发现要调查的事实跟公众利益没有太大关系，所以才放弃了报道。

王晓清：对。如果说只是两个人之间的利益纠纷，并不存在滥用公权力或者损害公共利益的情况发生，那么媒体去报道这种与社会利益无关的纠纷就没有价值了。

 

张志安：编导不事先踩点，直接派摄制组到外地团队的情况多吗？

王晓清：很多。主要发生在社会热点事件的报道上，这个时候需要快速地做出反应，因为热点事件需要追求时效。如果还要按惯常的操作进行前期踩点的话，在时效性方面就落后了。一般来说，涉及到踩点的只有主题性调查，针对社会问题的调查特别需要前期踩点，因为我们需要提前确定采访对象，事先了解拍摄环境等信息，而且它的时效性并不紧迫，这个时候有充分的时间去踩点。

 

张志安：互联网时代，包括电视观众在内的受众会越来越多地转移到网络上获取信息和新闻。《新闻调查》是否也面临这样压力？如何面对？

王晓清：我个人认为不存在这样的压力。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家长总是喜欢把孩子谈恋爱和学习对立起来，告诉孩子谈恋爱就会影响学习。但事实是不是这样呢？我认为不是。就像现在大家看网络兴起之后，电视就会面临很大的压力，我认为这个东西是不存在的吧。

    如果说完全没有网络的时代，可能很多人只能看电视。但是为什么不去想一想网络时代到来之后，我们自己获取信息的手段、眼界都有了很大的提升呢？同时，网络也依靠平媒、电视提供稿件和内容，大家是一个相互依存的关系。我认为，这样一个电视和网络并存的时代是一个很好的时代，只要我们积极地去看待它。

张志安：网络让新闻走向短平快，甚至导致阅读的碎片化和快餐化。你如何看待这种趋势，它对电视新闻有影响吗？

王晓清：我不认为新闻就一定是短平快的东西。从合理的配置来说，一个新闻既应该有及时更新的信息报道，也应该同时有背后的深度调查和深度解读，只有这两个东西在一起的时候，新闻才能呈现出一个完整的面貌。

现在网络往往做的是第一步的事情。无论是网络爆料也好，还是一些信息的及时更新也好，网络有它自己的弱势。网络上，在观点满天飞的时候，事实是比较稀缺的，因为大家坐在电脑前，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不可能有多少人有条件去做实地调查，去走访当事人或者专家和学者，通过分析去接近真相、推动思考。那么这些事情谁来做呢？这就是职业记者要做的事情。

不要太多地考虑外界会给自己带来怎样的影响，把自己的专业做扎实就好。不考虑外界的影响并不是说闭目塞听，我们也会上微博、新闻网站，也会了解其他媒体的信息，但永远要知道我的专业是什么，做好自己的工作是最重要的。

张志安：《新闻调查》官方微博的定位和功能是怎样的，目前如何运作？

王晓清：坦率地说，《新闻调查》并没有花太大的力气去打造官方的微博。我们的微博就是及时发布节目预告，然后可能把上周节目的小片段截取放在微博上面，也会开放私信，接受大家提供的选题和新闻线索。主要的管理人员是我们的实习生，他们从学校来到这里，我们希望他们有更多锻炼的机会，也更多地投入这个栏目组工作，他们也非常热爱自己的工作。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也会在语言、措辞方面给一些建议。

    如果要把微博当成一个真正的宣传平台，达到真正的推广效果，是一个很专业的事情，需要很认真地去做。我们现在还没这么去做，只是老老实实地把它当成一个节目预告的平台。至于其它功能，暂时还没有规划和打算。

张志安：电视新闻调查记者，可以利用微博做什么？

王晓清：我会经常看微博，主要通过微博来获取信息，看大家在关心什么、议论什么。现在微博变成了一个公众议论热点事件的平台。这个时代的新闻人是一定要看微博的。我们去看了，才会知道关于一个事情有几方的观点，大家主要关心的是什么。

另外，网络能够让我做事的效率更高。如果没有，我可能要去走访很多专家、学者，但现在有了它我可以更加便捷地了解这些信息，当然对网络信息需要一些甄别和核实的工作。我就是把新媒体当作一个对工作有用的工具吧。

张志安：这两年，央视不少主持人和记者都开了实名微博，在一些公共事件中引发关注甚至争议。这个现象，你怎么看？

王晓清：任何人的言论都有引发争议的可能。现在社会的价值观本来就比较多元化，自然会有跟自己观点相左的人。再说，微博只有140个字，可能有些话会有歧义。争议并不是一件坏事，不要把争议上纲上线到一定程度，大家还是要保持一颗平常心，任何事情只要有讨论的空间就是好的。

张志安：你如何看待微博的个人属性和机构属性的关系？

王晓清：在微博上，如果媒体人进行了身份认证，就不能够说是单纯的个人属性的东西。如果你以某一个单位的人来认证和发言的话，应该很清楚如果没有这个身份，可能公众根本不知道你是谁，关注你的公众感兴趣的可能是你的工作而不是你个人的其他一些事情。

一个人本来就有多重属性，在微博中也一样，你既是你自己，也是你所在单位的人，这两种身份统一在你的身上。当别人认知你微博的时候，不会把你的工作单位排除在外。因此，在一个机构供职，如果在微博上进行了身份认证，就应该遵循所在机构的一些规则。我在自己微博上不会透露正在调查的新闻线索，我的节目第一次跟大家见面应该是在电视上而不是微博上。如果我在微博上的发言会影响我的新闻工作的话，我肯定不会去谈论它。

 

『做新闻需要对社会的理解、对人的认识、对问题的研究』

张志安：你曾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自己四岁就上学了，总是比同班同学小一些，年龄差异会让你们无法平等交流。能具体说说么？

王晓清：少年时代，四岁的差异真的很大，心理上的、身体上的差异都很大。那些大孩子会凑在一起说自己的心事、成长的烦恼，班里的女孩子十多岁可能会和班上的男同学谈恋爱，但当时的我是完全不懂这些的。我的同学他们也会像对待小孩子一样对待我，非常地爱护我，甚至会有同学骑自行车接我上下学，但是他们不会把我当成一个知心朋友。

张志安：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自己可以跟他们平等交流了？

王晓清：到高二、高三的时候吧。我到高二的时候就长个了，高三的时候身高有一米六几了，首先在身高和外形上有了一种平等感。在话题上，随着年龄的增长，就差不多能够与同学聊到一起了。

张志安：你本科念的是中文系，之后在宜昌三峡电视台工作了四年，又到了北京广播学院进修。是什么因素激发了你对新闻的兴趣？

王晓清：我最初做的不是新闻，是少儿类节目，但我觉得做新闻很好玩，去拍、去和人打交道、去把拍到的东西变成节目，我对这些很有兴趣。那时候，我只知道北京广播学院，所以就去了。学了之后，我发现以前自己只是知道怎么做，但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这样做就是好的、是舒服的。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想过做新闻，当时是做节目编导。

2006年，我才到央视新闻评论部。在这之前，我在湖北台做的节目《往事》不是严格的新闻节目，是以人物为主的，但人的故事与社会时代有很密切的关系。我想，大概就是从这个节目开始就对这个社会、社会中的人和这个世界有了更多的兴趣。很多东西都是注定的，我这个人可能就对这个东西感兴趣，迟早都会走到这里来，是很自然的事情。

张志安：具体的话，因为什么契机到了《新闻调查》这个平台？

王晓清： 2006年，我为湖北电视台拍了一个叫《唐山地震三十年祭》[2] 的纪录片。拍完后，正好《新闻调查》也刚拍了关于唐山大地震的节目。我在北京和一位朋友交流的时候，她正好是《新闻调查》制片人张洁的朋友，她觉得我那片子还行，说晚上正好约了张洁去《新闻调查》办公室聊天，问我愿不愿意跟她一起去，给张洁看这个片子。当时地方台的新闻工作者都知道央视新闻评论部这样一个地方，有一群真正热爱新闻的人，有一批电视新闻界最好的栏目，当然就想跟着她去看一看。到了《新闻调查》办公室，张洁看了这个片子觉得不错，他问我有没有兴趣来这儿，这对我很有吸引力。我说我需要回去考虑一下。回去之后，心里一直觉得想去，如果不去心里肯定会很遗憾，然后就下定决心去了。

张志安：你刚进入《新闻调查》，有没有觉得不适应的地方？

王晓清：还好吧。我在去《新闻调查》之前在《往事》已经做了六年的人物节目，有了一些积累和阅历。新闻评论部有很多有才华的前辈，也都来自不同的行业，甚至有的是从企业来的，此前完全没有接触过新闻。新闻需要的是对社会的理解、对人的认识、对一些问题的研究，没有系统学习过新闻的人也可以做这些事情。我们一些新闻栏目的策划，更多时候是请一些社会学学者、法律学者，各方面的学者更多一些。而且，电视是团队合作，不是单打独斗，你有一定的基础，每期还有制片人、策划、摄像师、录音师都会参与讨论，一起探讨，出主意，共同为一个节目有好的呈现而努力。

不过，在《新闻调查》至今6年多，又是积累认知和阅历的一个新阶段。每一个新闻事件都包含丰富的信息，既有鲜活的现场，形形色色的人，又有各种观点和学理。我觉得自己学到了很多东西，比我刚去时，做的节目要成熟得多，看事物的方式和过去也有不同。如果说这6年我在专业上有什么变化，就拿《唐山地震三十年祭》这部片子来说吧。我是因为这部片子和《新闻调查》结缘的，它也曾经为我带来一些奖项，自己当年觉得还满不错。但是，现在再回首这部片子，觉得它是失败的，不客观的，它只突出了一方观点，却缺乏另一方声音。片子里有句解说词说：“某某某觉得，他已经来到了通往真相的最后一扇门前”，现在想到这句解说词我觉得羞愧。我觉得这就叫妄言真相。那部片子只是提供了一种存疑的说法，而不是严谨科学的结论。它也很可能根本不是真相，至少绝不是什么最后一扇门。做新闻不该是这种语态，更不该是这种认识事物的态度。对这部片子评价的变化，就是我这6年的变化和收获。

张志安：从事新闻工作以来，有没有对你影响比较大的人和事件？

王晓清：到今天这个岁数之后就不太喜欢强调某一个人或者事件对自己的影响，从来都没有什么突变，都是渐渐发生的。进步从来都是在自己不知道的时候发生的，我所要做的就是做好自己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并且做一个有心人去吸取周围的东西。所以，我的生活里不太有那种标志性的人或者事，这不是我习惯的记忆事物的方式。

张志安：你做新闻的持续动力是兴趣么？理想对于你的兴趣来说有什么意义？

王晓清：我做新闻的动力就是兴趣。

做新闻的人肯定对周围的人和事都有强烈的兴趣，希望去弄清楚更多的问题。做新闻这几年，它带给我很多的成长。有些东西经历过之后使我这个人与过去的我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看到的一切，经历的一切，让我想得更多。在想这些问题的过程当中，发现自己对问题的认知和了解进步了，我自己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做新闻从来不仅仅是一个工作，而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我不太喜欢过度地强调新闻理想这种东西，太功利了。理想常常换一个角度看就是功利，就是说我要实现什么，我要做到什么，我要改变什么。如果说我努力了却改变不了，还做不做呢？我是要那个结果呢，还是觉得这件事我就得做呢？关键还是要有兴趣，觉得乐在其中，愿意做、好好做就是了，还需要实现什么理想呢。

有时候，理想会太强调最后的结果，让人忘掉手段，忘掉伦理，我觉得更强调底线会好一些。新闻的底线就是尊重事实，尊重他人，不管对方是谁。多谈点底线，少谈些理想吧。

(本文系中山大学百人计划引进人才项目“新媒体环境下的新闻从业者”项目成果之一，项目编号：17000-3281301。)

 

[1]《当孩子离去》是《新闻调查》2013年1月5日播出的节目，讲述了失去独生子女的父母通过“星星港”这个组织相互温暖，重拾生活勇气的故事。

[2]《唐山地震三十年祭》拍摄于2006年，讲述的是唐山大地震前，有人说曾做出了相当准确的预测，但最后由于各种原因，没能转化成正式地震预报向公众发布。而离唐山仅115公里的青龙县却得到了预报信息，成功防震，全县47万人无一死亡。本片对当年这一事件经过做了调查纪录，获得了当年中国纪录片国际选片会十大纪录片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