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导报》：艰难的突进与担当

□彭建芬 [1]

如果现在到图书馆去翻阅生息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世界经济导报》，特别是1986年之前的合订本，乍看会不太容易理解这份报纸为何会被写入本书，为何在改革开放三十年新闻史上具有绕不过去的份量？报纸上那些关于经济改革的报道，在今天看来未免有些平淡，不少大字标题传达的观点已经变成人们普遍的共识。

但在1980年，仅仅《世界经济导报》这个报名已经非同一般：“世界”两个字，意味着要为封闭三十多年的中国打开一扇眺望世界的窗口。而当时，批判“唯生产力论”的硝烟尚未散去，“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言犹在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远未成为普遍共识，以“经济”为报名也是一种“前卫”的担当。之前，报名中有“经济”二字的报纸只有两份：新华社主办的《经济参考报》、国家经委主办的《经济日报》。《世界经济导报》是文革以后创办的第三份以“经济”冠名的全国性报纸。

这个报名里，更重要的却是报社社长、著名经济学家钱俊瑞所加的“导”字（原定《世界经济报》）。这是“引导”的“导”，先行一步、引领潮流，为改革开放鸣锣开道，为精英阶层而办，成为《导报》特别强调的办报宗旨和办报定位。所以，报社的人称自己的报纸为“《导报》”，读者也跟着叫“《导报》”。我们这里也简称为“《导报》”吧。实际上，《导报》经历和引发的一场场风云雷暴，都和这个“导”字息息相关……

阳光初放的八十年代

一份报纸的命运总离不开它的时代。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社会是怎样的一幅图景？

十年文革，万马齐喑，极左路线横行，国家和人民饱受创伤，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全国上下痛定思痛，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重要决定：必须拨乱反正，过去那样的错误路线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重新开始，路在何方？邓小平指出：“摸着石头过河。”河是一定要过的，石头要一块块摸，国家改革开放的整个政策结构，都要一点一点破旧立新。从头开始的起点是实行多年的计划经济：公有制劳动者占整个社会劳动者的99.96%。 [2] 在农村的经济组织是人民公社，在城市是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每个人从出生到坟墓，全部由国家安排，个人上学读书，参加工作，获取报酬，等等，都由不得自己的努力。一次分配定终身，干好干坏一个样。而城乡之间是二元世界，严格分割，人员不能流动，身份和待遇难以改变。

完全剥夺经济主体自主性的体制使生产力受到严重束缚，号称先进的生产关系，实际上成了对生产力的反动，结果是生产效率低下，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在城市，因为供应无法满足需要，为了使每个人都有起码的生活物资保证，每个人从一出生，从早到晚都离不开限量供应的票证：粮、油、鱼、肉、奶、蛋，甚至糖、煤、布，等等，最缺时连疏菜都要凭票供应。而在农村，农民连城市居民用票证保证的起码供应都得不到，许多地方的农民连饭都吃不饱。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冒着极大风险，经过千辛万苦，才刚刚在局部地区推开，仍然饱受争议。

与经济禁闭相伴的是精神舆论上更严重的禁闭。当时的新闻产品从内容到形式都十分落后。报纸基本上是党报一统天下，除了《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文汇报》，以及70年代末创办的《经济日报》、《经济参考报》等有限的几张报纸，缺乏全国性的有影响的报纸。整个内地几乎绝大部分报纸都是省级以上党委机关报，只有少数地级市有机关报。报纸一般是四版，只有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等少数报纸是八个版。头版头条多数是会议新闻、中央领导人外事活动或工作指导报道，国际新闻放在第三版，最后是文艺副刊版。

报纸的新闻工作一切围绕党委的中心工作，新闻只讲宣传性，不讲服务性，强调新闻是阶级斗争工具。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王中五十年代提出新闻是信息传播工具，结果在1957年成为全国新闻界著名的右派，直到1979年才平反复职，但他的观点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特别是中期以前，仍然没有得到行内的普遍接受。新闻媒体的报道手法和版面编排手法都十分单一，也很少开展读者服务和多种经营。在技术上，仍然使用古老的毕升技术，以铅做活字一个一个用手工进行排版印刷，图片就做在电版贴上版面。国人了解外部世界主要渠道仅是一份新华社的四开八版《参考消息》，主要摘引外报外电与我国政府立场较为一致的报道，而且只有干部才可以订阅。

在严重封闭，一片漆黑的屋子里，人们对自由与光明的渴望是站在阳光下的人们难以想象的。这个时候，那怕给窗户打开一条缝，都会带来欢呼，也会带来惊恐，就连自由这个字眼本身，都会带来极大的渴望和严重的争议。《导报》就在欢呼和惊恐中伴随中国走过了改革开放的最初九年。

舆论开放从报纸体制做起

《导报》的创办有很强的“民间”色彩：主办单位是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和上海世界经济研究所（后来改为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和上海社会科学院），时任上海世经所副所长、曾任《文汇报》副总编辑的钦本立出任《导报》总编辑，报社实行总编辑负责制。报纸草创之初，没有国家拨款，没有人员编制，也没有印刷设备、办公用房等，只有一个半在职干部，近十位平均年龄63岁的离退休老人。

《导报》体制的特殊之处在于，它和党委对其机关报强有力的日常领导和约束不同，学会和研究机构对其主办报纸的约束是比较松散的，除了办报宗旨方针，基本上不过问日常运作。1988年，已经拥有过百万资产的《导报》甚至讨论过实行股份制，将报社财产折价由职工分股认购，使其彻底民营化，但最终未果。

除了钦本立外，参与《导报》早期工作的老人还有李鸿礼、陆平、胡塞、邹若军、张风、熊永石、朱嘉树、邵琼等，他们大部分是老报人，在三四十年代的国统区办过进步报刊，对国统区民间报纸的运作十分熟悉。由于对新闻规律的坚持、对言论自由的向往，不少人被打成过右派，在政治生活底层挣扎多年。在他们看来，改革开放首先需要开放舆论，开放舆论才能沟通信息、动员人民、挖掘智慧、探求真理。而开放舆论离不开民办报纸，它会象民办企业一样给中国带来生机。

这些老报人靠自己的人脉向有关单位借钱，借新闻纸，借办公室，自聘人员，自负盈亏，在淮海中路上海社科院三楼三四间不大的房间里办起了《导报》。其中最大一间位于三楼西北角，面向淮海中路，几乎所有编辑记者甚至看门接电话的阿姨都在这里办公。房间两边两排桌子一张张地单独横排，而中间的两排桌子则面对面紧靠在一起竖列，一共四排桌子密密麻麻坐了几十号人。总编辑钦本立就坐在向着淮海中路窗边的位置，副总编辑陆平等坐在他旁边。《导报》多年的传统——每周召开的编辑部会议，全报社从总编辑到实习生一起平等讨论开神仙会，也在这间房里举行。

1983年秋,笔者在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念大四，曾到刚成立三年多的《导报》实习。起初，我们三个学生打算到中国新闻社上海分社实习，报到时，见小楼里的办公室挤满桌子，分社的领导就说，我们这里都没有实习生坐的地方，还是到别的单位去吧。于是，系里临时找到《导报》，钦本立一口就答应了。我们三人来到了这个大办公室，成为《导报》最早的实习生，这里没有我们的桌子，谁不在就坐谁的桌子，都坐满了就到资料室去坐。

报纸的创办还得到了知名专家学者陈翰笙、钱俊瑞、宦乡、许涤新、薛暮桥、于光远、马洪、徐雪寒、汪道涵等人的指导和支持。这些人中不少是老资格的领导干部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们希望争取适度的舆论开放，利用《导报》这个阵地沟通中国与世界，深入探索价值规律、经济规律，探索中国如何实现经济现代化，推进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并培育新时代的经济人才 [3] 。

从世经《导报》到经济《导报》

1980年4月19日，《世界经济报》试刊，6月21日正式创刊，改名为《世界经济导报》，时为双周报、四开八版，次年改为周报。

1980年6月，《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和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关于合办〈世界经济导报〉的协议》第二条规定：“《世界经济导报》的编辑方针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及时、准确地报道和评述世界经济情况和问题，普及世界经济知识，并适当报道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议的新成就和中外经济关系的动向。”

以世界经济内容为主的编辑方针只坚持了三期。8月15日，《导报》第四期头版头条发表了《中国现代化建设应符合中国国情——中日著名经济学家在北京举行座谈会》的报道。这条新闻影响广泛并具有震撼力，中外经济学家联合开会公开讨论中国经济问题，在禁闭多年的中国是不多见的。它告诉人们：我们不仅可以借鉴国外的先进科学技术，也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中国的发展问题可以敞开国门请国外的专家一起来研究。这些中日学者的观点，对于刚刚开始响应邓小平号召“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来说，更是摸到了一块非常重要的“石头”。

从这篇报道开始，《导报》很快从报道世界经济的角度给中国改革提供参考，转为直接向中国的改革开放发言，并逐渐成为中国党内外改革派知识分子的重要舆论阵地。它的报道重点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形势发展不断调整，报道手法则大胆打破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形成的束缚和习惯，直接从三四十年代国统区进步报刊和发达国家及地区媒体中吸取营养，在新时期中国内地报刊中形成了鲜明的特色。

《导报》甫一创办，就受到市场欢迎。创刊号试销四万份。读者大都为经济学界人士和经济、财贸、金融院校师生，部分财经和企业界实际工作干部，并有相当数量关心国内外经济形势的青年。年轻的读者在团组织生活中朗读这份报纸，有些热心读者甚至义务为《导报》作推销员。总编辑钦本立在《〈世界经济导报〉即将创刊一周年》的讲话里归纳了读者来信、来访中对《导报》的评价：“1、内容丰富，视野开阔；2、栏目新颖，编排活泼；3、客观公正，实事求是；4、短小精悍，文风正派。”

从1980年9月13日第七期起，《导报》开始向海外销售，很快就有驻外使馆来函洽订《导报》，称其是驻外人员了解国内、国际经济形势和动向的“唯一来源”。国外一些敏感的媒体发现了这张报纸后，主动与《导报》建立报刊交换关系，创刊不到一年，就有美国《财富》杂志、美国《新闻周刊》、香港《经济导报》、《中国企业》等境外报刊与《导报》建立了交换关系 [4] 。

为改革开放鸣锣开道

从创刊到1985年底，《导报》以经济报道为主导，伴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一路高歌猛进。其间，以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全面开创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为界线，分为前后两段。前一段是《导报》为改革开放鸣锣开道，报纸本身奠基成型的时期。

1980年9月30日，《导报》第七期分别根据香港报纸消息，大篇幅报道当时的新任总理赵紫阳和经济学家薛暮桥的谈话。赵紫阳向香港记者阐述，要在资本主义取得成就的基础上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薛暮桥则以著名经济学家身份到香港透露经济改革未来的新动向，认为我国社会主义改造过了头，准备后退，“要建立一种以社会主义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从国营经济到个体经济的多层次经济结构。”这是改革开放的精髓之一，当时内地尚未有透露。《导报》抓住机遇，打破彼时国内新闻媒体不可直接从境外媒体中转引消息的规矩，以头版显著地位报道。从此《导报》声名雀起，受到国人注目。

改革开放新时期路向的选择依据是国情，动员人民拥护改革和参与改革需要让人民了解国情。从1981年3月21日第21期至10月12日第52期，《导报》连续刊出《中国国情参考资料》，对以往零星的国情信息进行了集中、扩大及深化，并发表了专家、学者和读者议论国情的文章。这些文章提出，不仅要认识自然性国情，还要认识社会性国情，需要从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趋势以及国际环境和外来影响等方面，去认识那些会使国情发生变化的潜在条件，这样才能使经济决策立足于现实可靠的基础之上。这些资料和观点都是十分新颖和丰富的，成为探索发展道路过程中开启思路、统一思想的重要依据，《中国国情参考资料》的报道也被不少报刊转载，有些地区和部门还将其辑印成册。

1982年初，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中央党刊《红旗》杂志上发表了关于对外经济关系问题的重要讲话。4月至9月，《导报》先后派员在上海、武汉、福州、广州、天津、沈阳和大连八个城市组织座谈会，邀请当地党政领导人、学术界知名人士探讨全面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对策。这一年，有关这个重大主题的报道占了《导报》全年总篇幅的四分之一，占一版头条和显著地位的三分之一，成为当时各报关于对外开放时间最早、规模最大、涉及面最广、最深的报道，为中央在1984年设立沿海开放城市等一系列重要的开放政策起到了鸣锣开道、提供决策参考的作用。而抓住中央领导人关于改革开放的具有先导性的思想言论，主动配合，做深做足，扩大影响，正是《导报》当时的办报特色之一。

《导报》创办初期便得到迅速发展，它没有依靠更多市场营销的手段，而仅仅以内容为吸引，很快就达到每期发行10多万份，1981年6月21日创刊一周年时，出报38期，累计发行已到300万份。虽然这个数目和大型日报相比并不算高，但因为《导报》的读者是社会中最有知识和活力的部分，且具有国际影响，所报道的问题又是中国社会最关时局的问题，经常被有影响的报刊转载，因此它所产生的影响力是一般具有同样发行量的综合性报纸难以企及的。

就在这个时期，《导报》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办报思想，包括：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鸣锣开道，为改革开放摇旗呐喊；按照党的总路线、总方针的要求，力求保持与党中央高度一致，发挥创造性，把报道办得有声有色；把中国看作是世界的一部分，不仅报道国外经济，也报道国内经济；报道中国经济时着眼于国外，报道国外经济时着眼于国内；报纸以“民间”面目出现，对海内外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并且提供不同意见给中央和地方领导的宏观决策参考。

“打擦边球” 、“民间报纸”与精编策略

人员不多、资金很少的《导报》，创办伊始即取得长足发展，离不开三件“法宝”的运用：一是 “打擦边球”的办报策略；二是“民间报纸”的定位；三是精编报纸。

“打擦边球”，是钦本立的形象归纳。“擦边球”原是体育比赛中的术语，意指差点出界，但最终得分的好球。 “打擦边球”，就是有意识将事情做到可行的极限，从而在竞争中达到最成功的结果。现在这个术语被各行业广泛借用，用以引伸比喻为成功掌握可行与不可行的临界界限。而钦本立和他领导的《导报》，是首先在新闻界不断地成功运用这一策略的国内媒体。《导报》发挥“导”的作用，在报道中体现一定的前瞻性，与运用“打擦边球”的办报策略分不开。

前面提及1980年10月经济学家薛暮桥在香港“中国经济发展趋势研讨会”总结发言时提出，我国应该建立多层次所有制的经济结构，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过了头，需要纠正。当时，私人投资雇七八个工人是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还在争论不休，发表这样的观点无疑是一个震动很大的“擦边球”。但《导报》看准这是中国不久就要走的路，大胆加以发表，并加上了第二副标题“有点资本主义也可以，现在不可能叫它绝种”，醒目，也有冲击力，使《导报》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

最初“打擦边球”的策略只是《导报》自己在有意识地运用，并没有对外宣扬。到1988年，这种策略已经行内皆知。1989年2月，钦本立访问美国，接受美国《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时说，“打擦边球”就是在界内把新闻自由、言论自由运用到当时所允许的最大限度。随后，他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问时，又进一步解释：“应当承认，中国新闻界长期存在‘舆论一律’的约束，有些限制不尽合理……这有历史的原因，也与一部份人，特别是一部份政府官员对新闻自由的认识有关。正因为如此，新闻界才有不断突破框框、突破禁区的任务，才提出了新闻改革和制定新闻法的问题。显然，这需要时间，需要有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导报》坚持有利于改革与开放的基本原则，把握一个‘度’，即把我们的报道把它放到以所能容忍的最大限度，把‘风险’减到最低程度，同时把握住一个‘时机’，即随着对新闻自由不合理的限制被突破，及时扩大报道的范围和深度。”

在那个时代，人们一般认为，这个舆论“擦边球”的边界是会不断扩大的，中国的改革形势会越来越好，社会会越来越开放。人们还很少意识到，改革开放的路会异乎寻常地曲折，形势有时会难以预料地复杂，“擦边球”的“边”不仅会随发展而扩张，也会因形势的变化而收缩。及时发现边界的变化，在满足读者需要的同时，规避风险，是媒体重要的生存之道。只是，在形势激烈变化不定的时刻，这个边界在哪里，恐怕就不是容易把握得准确了。

“打擦边球”在《导报》的实务中还有一个表现，就是打破稿源上的原有规定：一是国家领导人的言论报道不再局限于新华社来稿，如前面提及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在香港的谈话，就是摘自香港报纸；二是涉外报道不再受限于新华社等传统官方规定的稿源。只要是境外报刊在真实性和舆论导向上有把握的内容，就大胆摘编。直到九十年代中后期，南方的地方媒体才开始“偷步”摘编外媒稿件，典型的如1997年香港回归时，由于新华社电讯无法满足需要，自身采访又受到各种限制，广东境内媒体大规模摘编香港报刊，以满足当地读者乃至内地读者的阅读需要。但在八十年代，经常性地摘编境外报刊，《导报》是先行者。

《导报》之所以大胆“打擦边球”，当然离不开其“民间报纸”的定位。创办之初建立的特殊体制，使得《导报》在日后很长一段时间称自己为“带民间色彩的报纸”，1988年全国展开政治体制改革讨论后，更进一步自称为“民间报纸”。尽管在当时的条件下，《导报》是上海市一个局级单位，人员纳入国家计划编制，但上级领导部门对《导报》的提法并没有提出异议，这是出于几点考虑：一是民间报纸身份有利于开展国际交流，对国内外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同时便于提供某些不同意见供领导部门决策参考；二是《导报》本身是自筹资金，自聘人员，自负盈亏，内部不分干部级别的特殊体制；三是在八十年代新闻改革中，一个重要观点是实行多层次的报业结构，打破机关报的一统天下，形成“多种声音，一个方向”的局面。

《导报》的争取和上级的宽容，使自身获得了与当时报业主流机关报不同的宽松空间，更强调独立自主，发表不同意见。

同时，《导报》是改革开放以后读者意识觉醒得比较早的内地报纸。当时国内占了报业主体的党委机关报，大多数还是一心应付上级机关宣传需要，并不真正关心读者的需要。《导报》那批继承了国统区进步报纸经验的老报人们则不同，他们随时都在想，报纸怎样才能让读者愿读、爱读、好读？他们一改当时各编辑部中普遍存在的简单、死板，墨守成规，甚至马虎应付的工作作风，面对稿件，他们根据编辑部对材料独到的理解，针对形势和读者的口胃，大开大合地进行精编再创造。

这些老人非常善于运用丰富多变的编辑手段，并且将其传给了编辑部的新一辈。他们远远不是简单地使用当时常见的版面、字体、标题三大编辑语言，就稿做稿地展开编辑，而是一切从吸引和方便读者、从突出报道主题出发，或长文做短，或小稿做大。只要需要，他们会重写一篇稿件，往往让原作者读后大为佩服。在报道一个重大主题时，他们会使用图表等多种文本形式，集合各种相关资料，包括国内、国外、正反两方面有关联的等等，将一个主题的方方面面都做透，无形中使后来的竞争对手几难超越，只能模仿甚至转摘。这样的编辑手法，在九十年代中后期国内一些先进城市的报业竞争中时有运用，但在整个八十年代，其它报纸很少见到，特别是很少被这样经常地、充分地运用。

至于《导报》的版面，漂亮大方，标题高度概括和富有表现力、冲击力，更在读者和同行中有口皆碑。在八十年代中期，《导报》还成为国内报纸中最早在头版做各版重要内容导读的报纸，而这种做法开始在国内报纸中普及，已是2000年前后。

在经济改革中乘风破浪

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全面开创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二十世纪末实现经济“翻两番”的战略目标。此时，农村改革成功的浪潮日益猛烈地冲击着城市，而城市中的国营集体经济仍然没有明显变化。如何提高工人干部的生产积极性，改变分配机制，增加他们的收入，让他们有能力去购买丰富起来但也昂贵起来的农副产品和各种消费品，是全体国民迫切希望解决的问题。“破三铁”（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的呼声愈益响亮，一些先发展起来的个体户，如安徽芜湖经营“傻子瓜子”的年广久，以其前所未有的生产效率和发家速度，强烈地刺激着人们的眼球。

《导报》作为一家着眼于宏观问题的报纸，在这一时期，更大量地报道中外专家、学者有关经济体制改革的论述、见解和建议，以及各个领域的改革探索和措施，从地位到篇幅都超过了版面的50%。虽然世界经济和世界经济学的内容仍占了重要分量，但从此经常地退居到第二位。

1990年秋，《导报》已经停刊。在《导报》员工的帮助下，笔者在《导报》办公室保存的旧资料中，找到了副总编胡塞于1983年写在一张白纸上的《几点纲要》：

1、不仅办成全国性报刊，还一定要办成国际性报刊，让世界不能不听《世界经济导报》的声音，为国争光。

2、一定要有胆识，敢于提出问题，要做到高（度）、精（辟）、尖（锐）。

3、要走出中外报刊的一条新路子。

4、千万不要着眼于眼前的得失，要高瞻远瞩于将来。暂且不要急于增加发行数量，不要照顾一般读者，特别是市民读者。只要维持略有盈余就可以了，要着重声音，要着重有清醒头脑的读者。

胡塞是很有见地的老资格报人，他的见解体现着中国数代报业精英长久以来的梦想，也代表着《导报》当时迅速树立的雄心壮志。

1984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初步明确，经济体制全面改革的时代到来了。各种经济类报刊因时而兴，竞争变得十分激烈。总编辑钦本立在年底报社全体大会上提出：“思想应更解放些，胆子应更大些。在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前提下，报纸的民间色彩应更浓些，要充分发扬《导报》活的特色，阐述问题有见解的特色，在贯彻改革和开放政策上，着重介绍如何开放的国内外经验与知识，要充分反映中外读者的各种见解、意见、建议、批评，力争在推动历史前进中起些作用。”

着眼于精英读者，在变革时代推动历史发展，着重于为社会前导。在此思想指导下，《导报》屡发先声。

1982年，在宣传十二大“翻两番”的战略目标中，《导报》强调了开放政策与实现翻两番的意义，并提出要充分发挥沿海城市的作用，敢于和善于利用国外资源和市场应是沿海城市的发展方向。在还有不少人怀疑“办特区是不是搞殖民地复辟资本主义”的时代，这些观点无疑是大胆和富有前瞻性的。其代表性文章是1982年11月18日106期的述评《沿海上去了，全国经济建设可上得更快》。这篇文章的发表比1984年5月中央开放十四个沿海港口城市的决定早了一年半。

1983年上半年，《导报》连续发表《中国的未来属于改革者》、《改革代表十亿人民根本利益》等一组共十篇评论。其后，1984年初，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巡视经济特区和沿海城市，发表有关改革开放的谈话或题词。是年十月，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导报》的这组报道，把准中央脉搏，前行半拍，显示了当时报纸为中央开放政策鸣锣开道的特色。

在经济改革初期，《导报》所代表的一群改革派知识分子的取向与中央最终做出的决策是基本一致的。虽然当中一再出现波折和反复，《导报》也不断受到波及，但这也是以“导”为特色的《导报》所难以避免的：既然决心在变革年代发挥“导”的作用，就免不了作为前导者的风险。例如，在1983年秋全国“清除精神污染”中，《导报》受到批评。但这一段基本上是有惊无险，《导报》之船在头五年乘风破浪，节节向前。

从1985年左右，《导报》确定了一些经常性版面，有“上海经济”、“国际贸易”、“财政金融”、“经营管理”、“专题经济”、“地方经济”、“学术理论”、“自修大学”、“副刊”等。从1982年始，发行量达到每期二十万份左右的水平。在1985年，因与中央电视台联合举办了《社会经济统计原理》等电视讲座辅导专版，参加电视自修学习的青年人手一份，《导报》的发行量达到巅峰状态，每期57万份。

1985年6月，《导报》创刊五周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隆重的纪念会。当时，一张报纸的创刊周年活动在人民大会堂举办，是十分罕见的。《导报》还出版了国家主席李先念题字的精美纪念专册。

这个时期，《导报》也逐渐变得人强马壮。一批在文革中没有放弃学习、主要靠自学成材的青年学者被招聘进来。文革结束后1977年底开始跨入大学校门的大学生，从1982年起也每年都陆续有人被分配到报社，他们很快就成为报社骨干，有些人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成为编委会成员，其中包括了朱杏清、范钧、陈乐波、何凌、陆一等人，他们逐步代替了办报初期的大部分老报人进行工作。

涉足政治体制改革报道

一个国家的开放改革不可能长期只在经济方面单头独进。其它方面不能协调跟上，导致整个社会发展不平衡，经济发展也受到制约，这些问题很快就在实践中暴露出来。1986年的中国经过七年改革，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人民生活显著提高，但是也出现部分党政官员腐败、社会风气不好、农村改革停顿、城市改革进展缓慢等问题，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政治改革滞后。与此同时，整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苏东国家改革以至发生剧变，社会主义阵营解体，冷战结束。而在八十年代，它们只是表现为改革走在中国的前面。

《导报》人是中国知识分子中最敏感的一群。面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问题，他们渴望与时俱进，有所作为，保持报纸“导”的作用和地位。形势的发展和他们的愿望直接促成了《导报》进一步扩大报道领域。1985年底筹划《导报》扩版为16版时（1982年改为12版），明确提出今后的报道以经济为主，扩大到文化、科学、教育、社会领域，事实上则很快就扩展到了政治、法律等敏感领域。

这一时期的办报思想也有了进一步发展，除报道领域有了上述扩展，随着当时的形势变化，着眼于祖国统一大业，着眼于全方位开放，发挥民间报纸的特殊作用，促进海峡两岸交流；对党和政府发挥舆论监督作用；更加强调报纸的民间色彩，并试图使《导报》从经济上的自主迈向言论上的自由，成为不受干预或少受干预的“民间报纸”这些思想也得以强化。

1985年2月18日，第229期《导报》一篇《匈牙利在经济改革中改革政治体制》，介绍了匈牙利政治改革的主要措施。这是国内报纸较早出现的“政治改革”字眼，这是借国外说国内，并且是以经济改革为依托进行报道的。这显示了《导报》当时在大胆中的谨慎和策略。

1986年3月，第六届全国人大举行第四次会议，讨论了赵紫阳总理关于“七五”计划草案的报告。报告提出，“七五”期间经济体制实行全面改革，并将涉及到政治、教育、科技等各领域。从此，《导报》版面上有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内容。

7月14日297期头版头条发表的“本报述评”《重读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提出邓小平的这篇讲话是指导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献。这篇述评如同合唱中的领唱，把1986年夏秋政治体制改革的报道引向高潮。

政治体制改革比经济体制改革更加敏感、复杂，经历过多次政治运动的老报人们自然对此十分明白。1986年开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报道时，《导报》对此讨论得特别多。9月份，编辑部举行的一次“神仙会”提出：发表探讨政治体制改革的报道，有两点不容许探讨，一是党的领导不容许探讨；二是社会主义道路不容许探讨。

但是，仅仅明确这两个前提还是不够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一项比经济改革还要复杂艰巨的系统工程，如何逐步地进行改革？如何在公开讨论中掌握分寸和步骤，既能帮助社会不断突破旧的观念和体制，又能适当保持社会的平衡与平稳发展？当时全国上下，无论是专家学者，还是绝大多数干部和普通百姓，对此都可以说心中无数，各种不同观点也在激烈冲突之中。不过，许多人都觉得，经济改革需要政治改革配套，只改经济不改政治是要出大问题的。而经历了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人们对民主的追求，已如久旱的田地渴望甘霖。很多人心里都在想，经过了对文革的否定，经过了拨乱反正，最起码，说真话的自由还是要有的吧？最起码，在不违反大原则的前提下，要让人们把对于改革的各种意见都说出来吧？

基于这种朴素的想法，更基于中央改革力量的支持，《导报》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讨论和报道轰轰烈烈地展开，各种声音，或高或低，或左或右，都在这时一并发出。

1986年8月，《导报》第300期第二版摘要转载《美洲华侨日报》题为《政治体制改革应以权力多元化为指导原则》的社论。9月15日306期一版报道，纽约有十多个大陆和台湾的学者、学生与《美洲华侨日报》编辑部座谈，提出：“加强人民代表大会议会制，以科学观点看待马列主义，实现‘民主自由化’，是中国政治改革的道路。”当年，《导报》的一些文章还提出了“允许政治反对派存在并且发言”、“改革党和社会团体之间简单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使各种社会团体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政治力量”等观点。1987年初“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时，这些报道受到批评，《导报》被整顿和做检查。

1986年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报道也有另一种类型的声音。如1986年5月26日《导报》第290期关于北京举行青年学者研讨会讨论政治改革的报道，提出政治研究应结合当前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生活实际需要，工程化、技术化、操作化、对策化；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保证国家集中调度的能力，并提高调度的水平，是我国尽快缩小与发达国家经济差距的必由之路，在研究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必须充分考虑这一基本现实，等等。

又如1986年10月第309期发表的瑞士著名东西比较研究经济学家林德对中国两党制问题的意见。林德说，中国的优秀人才大都集中在执政党内，人为地去建立一个反对党，对中国的稳定和建设没有好处，中国目前需要集中精神把经济搞上去，不应分心过多。还有1986年11月3日第313期第六版美国学者施达为的《政治改革的世界性经验》。文章一开头就说，政治改革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不适当的改革会导致动乱，他的许多见解被之后几年中国和苏联东欧政治改革进程中的种种波折所验证。

“反自由化”中的波折

《导报》的政治体制改革报道虽然在各大报中显得比较突出，但却有上层的背景。1986年6月2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说：“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事情要人来做，你提倡放权，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 [5] 从6月到11月，仅从《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就可以看到邓小平强调要开展政治体制改革不下六次之多。

实践中的试验也有所展开。1983年至1992年间，改革开放的先行者袁庚领导深圳蛇口工业区管理委员会领导班子，率先进行差额直接选举制，参选的候选人是由工业区数百名选民票选出来的。为争取选民的支持，他们要在选民答辩大会上同台PK，发表施政纲领，接受选民质询。1986年7月30日，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大幅报道了蛇口的前两届选举，称那里正在《建设民主的“窗口”》，“把过去单纯的行政任命制，改为民主选举制和聘任制，废除了领导职务终身制和‘铁交椅’”。这场直选试验震动了中外，人们普遍以为，这是中国政治体制酝酿大变革的前奏。

但是，形势很快就发生了变化。知识界强烈要求加速政治体制改革，和邓小平的谈话是一致的，但对政治改革的目标、途径、方式，认识并不完全一致。分歧的焦点是要不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86年，一些人对此公开提出了质疑，其中一个观点是认为体制改革的关键是实行一党制还是多党制。11月下旬，地处安徽合肥的中国科技大学区县人民代表选举中某些不民主的作法引致学生强烈不满，引发了一场全国性学潮。1987年1月1日，主张对学潮激进分子冷处理的胡耀邦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全国开始了一场不是运动的“运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导报》与广州《现代人报》、《深圳青年报》、《深圳工人报》一起在全国被点名批评。

2月中，上海市委宣传部向《导报》派驻整顿联络小组。从1986年12月到1987年上半年，《导报》基本上没有报道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经济领域的报道也趋于谨慎。

政治体制改革报道提升影响力

1987年2月，代替胡耀邦担任党中央总书记的赵紫阳在春节讲话中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搞扩大化，不联系经济领域。4月，赵紫阳秘书李勇到《导报》北京办事处看望。5月份起，北京接连传来加快改革的信息。在此之后，《导报》重提政治体制改革。

1987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十二届七中全会，随后召开了十三大。总书记赵紫阳在十三大所作的报告中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为所有制改革奠定了基础。这个理论的实质是既要举社会主义的旗帜，又要摆脱传统社会主义原则的约束。

报告还提出了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发挥宣传工具的舆论监督作用。11月16日，《人民日报》、新华社以《关于党政分开》为题，发表了赵紫阳在十二届七中全会预备会上的部分讲话。12月初，首都新闻界知名人士座谈新时期新闻改革。新华社的电讯稿中，出现了“提高透明度”、“同读者平等协商对话”、“要有多种声音”、“要破除新闻高度集中的旧观念”等字眼。而12月7日369期《导报》的有关报道，更首次在全国报刊中公开报道有关人士讨论应有“多层次报业结构”、“民间办的报纸”等问题，批评了新闻机构的行政机关化，“总编辑负责制”有名无实等。自此，全国新闻界面貌为之一变。1988年之后，《导报》参与政治体制改革的报道比1986年更加积极，并对1983年的“清除精神污染”和1987年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进行了批判。

1988年12月26日第423期刊登了经济学家苏绍智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十周年讨论会上的发言，认为“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改革十年中两次大失误。为此，有关部门指示，各报不得转载此文，钦本立也为此受到批评。

这一时期，《导报》关于政治改革的报道与经济结合得比较紧，内容也逐渐增加，从开始时的每期一二个版，增至每期五六个版。而经济报道由于投注的精力减少，加上其他同类报纸的增加，影响相对减弱。《导报》成为一份“政治经济《导报》”。

1988年7、8月间，经济改革遇到了困难和失误，以取消市场和计划双轨制价格为要义的价格改革闯关失败，物价暴涨，全国各地出现了抢购风。由于政治体制的掣肘，使市场化的改革走上了“权力加市场”的弯路。一些有权力背景的人利用价格双轨制在数年间大搞“官倒”——倒卖批文，将按国家计划定价的低价物资倒卖成市场调节的高价，从中盘剥百姓，其中的价差高者以倍数计。面对前所未有的复杂形势，改革、发展的道路应如何走下去，人们的思想陷入前所未有的混乱，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日益强烈，社会矛盾处于一触即发状态。

这段时间，《导报》进一步获得国际影响，1988年9月，《导报》打破外事宣传规定，将1989年5月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访华期间将与邓小平举行最高级会谈的消息提前披露，《导报》驻京记者受到苏联驻华大使馆约见，随后进行报道。1989年2月2日，《导报》总编辑钦本立作为中国民间知名人士、唯一的共产党员，应邀出席美国国会的“全美祈祷早餐会”，其美国之行被《纽约时报》、“美国知音”等美国知名媒体作了显著报道。钦本立则对当时经常被国内媒体负面评价的《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时代》周刊做出正面评价，说它们“追求独立、客观、公正、真实报道的努力印象深刻”。国际关注使《导报》感到在一定的透明度下，可以获得更大的自由空间。

“《世界经济导报》事件” [6]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突发心脏病去世。消息一传出，北京、上海的大学就出现了要求重新评价胡耀邦、要求民主自由的大字报，全国很快就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16日，北京大学一群学生进入天安门广场，“开始是纪念这位总书记的活动，但不久变成支持他曾倡导的自由价值观的示威游行。学生打出标语和旗帜，要求结束腐败、加强民主并允许更大的新闻自由。他们还要求重新为胡做结论。” [7]

4月19日，《导报》与《新观察》杂志联合召开“悼念胡耀邦同志座谈会”。与会者中，有的公开批评反对胡耀邦的人，有的要求政府领导人承认错误，还有的认为胡耀邦受到了不公开待遇，要求彻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对这次研讨会，钦本立建议要“带有实质性的东西，不是一般的哀悼之辞”。他计划在4月24日的439期报纸上刊出专版，报道这次研讨会的情况。胡耀邦的像醒目地放在第一版，并配上标题《人民的怀念体现了改革的巨大动力》。 [8] 上海市委得知《导报》将用专版报道这次座谈会，即要求《导报》将大样送审。报样送审之后，上海市委主管宣传的领导和宣传部负责人，认为其中一些段落的内容如果原样刊出，势必会加剧人们的思想混乱，不利于社会安定，要求《导报》删掉。

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得知消息，指示负责宣传的副书记曾庆红和宣传部长陈至立进行调查，并且请他的前任、《导报》荣誉董事长汪道涵一起出面劝说钦本立。

在上海市委的压力下，钦本立同意对439期报纸进行修改。但实际上，钦本立认为他们没有错，上海市委领导想要删除的正是他们想要强调的。那时在自己位于南昌路狭小简朴的家中，钦本立和骨干编辑开会介绍了他与市委领导人的谈话情况，然后征求大家的意见。年轻的编辑们认为：“如果我们支持学生，我们就可能改变政府——只要我们坚持我们的原则并出版最初未经修改的版本。”他们认为，有当时中央一批改革派的支持，有群众强烈的改革愿望作后盾，他们会象以往那样，以先锋性的报道，使自己再次成为推动改革的前导者。另一方面，他们觉得，《导报》不是党报，而是一份具有民间色彩的报纸，上海市委不应干预《导报》的编务。在当时建立多层次报业结构，保持新闻媒介相对独立性的呼声很高的情况下，《导报》不应在这个问题上让步。

4月22日， 汪道涵劝说钦本立后，一直呆到深夜，仔细阅读文稿，进行最后的修改。但到第二天，他看到印好的报纸仍是原样，并未经过修改。原来，16万份未经审查的报纸已经提前印刷，其中几百份已送上一早飞往北京的航班 [9] 。

上海市委一再坚持要求《导报》以修改过的版本代替未删节的原版并收回所有剩下的原版报纸，而《导报》在压力下一再答应，又一再没有兑现。上海市委只收回了二万份原版报纸。

在此同时，全国由悼念胡耀邦的活动而演变的学潮迅速升级，并在天安门广场与警察发生了冲突。

4月26日，《人民日报》刊登社论《必须旗帜鲜明的反对动乱》，文章认为当前的政治局面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这样的定性，刺激了相当部分一心只为反官倒、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学生以及同情学生的部分群众，学潮进一步升温，民众也开始参与了。

上海市委当天下午召开全市党员干部大会，市委书记江泽民表示上海市委要坚决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决定。按着他又宣布，停止《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中共党组成员钦本立的职务。他也重申，党将“坚持改革开放政策”并改善经济，同时也赞扬了《导报》在宣传改革方面发挥过积极作用 [10] 。

本来相对平静的上海学潮骤然加剧，数以万计的学生一批批到外滩和人民广场游行，主要的大学都成立了学生自治会。4月27日，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刘吉率领“整顿小组”进驻《导报》报社。

4月28日，改版后的《导报》终于面世，但社会上已经流传出两个不同版本。上海市委对《导报》的处理，也已被全国各大报纸报道。此事在全国产生了极大反响。 北京33位知识分子联名签署了一封致党中央的公开抗议信，以《捍卫新闻自由》为标题，要求“上海市委更改撤消钦本立职务的错误决定”。 [11]

4月28日，仅《中国青年报》就有八十八名编辑和记者署名向《导报》和钦本立发出慰问电，电文中说：“谨向一向为我们所敬重的《世界经济导报》及钦本立同志致意。真实的新闻永存！”另外，《中国日报》也有七十五名编辑和记者签署慰问电给钦本立，电文中说：“威武不能屈，钦总树天下报人风范；真理不死，《导报》是十年改革先锋！”这些电文内容虽然没有公开刊登在国内报刊上，但当天的海外媒体纷纷加以报道 [12] 。

在外界的支持下，《导报》编委会要求上海市委撤消停止钦本立职务的决定，并撤回工作组。

4月下旬，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出访朝鲜。5月初，他从朝鲜出访归国后，立即表示了对学运处理不能采取压服手段的态度。“他一直把《导报》看作是他的一块主要根据地，如果它受制于检查，他就失去了一个重要的支持来源。赵指责江泽民，‘上海市委（在免去钦本立职务这件事上）过于匆忙地采取行动，把事情搞砸了’。” [13]

接着，赵紫阳于5月4日发表一篇承认学生爱国的讲话，以缓和当时的局势。当天下午，北京市数百名新闻记者，发起了新中国建立后首次新闻工作者大游行，参加者有新华杜及各大报刊的记者。他们向有关方面提交一封公开信，提出五项要求：一、中共中央考虑撤消上海市委关于处理《世界经济导报》的决定；二、上海市委向《世界经济导报》公开道歉；三、保证不再发生类似违法事件；四、要求政府与新闻界就此事与新闻界公开对话；五、政府不得对公开报道加以干涉。

随着新闻记者队伍走上街头，这场学生运动发展成为全民性运动 [14] 。

5月1日，第440期《导报》原定为“纪念五四”的通栏大标题，在进驻《导报》的市委工作组签发后，又被《导报》的编辑改为“我们需要一个自由地讲真话的环境”。这个大标题，第二天就成为上海学生游行队伍中醒目的横幅和口号。

5月8日，441期《导报》发表曾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中国新闻学会联合会会长胡绩伟的署名文章《没有新闻自由就没有真正的安定》。5月11日，上海《文汇报》头版在显著位置转载这篇文章。文章说：“新闻自由被世界普遍认为是一个很好的‘出气阀’，可以避免偏激情绪爆发，缓解矛盾，减少政府决策失误。是一个民主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决策。十年‘文革’是我国最严重的不安定时期，那就是从践踏宪法，彻底消灭言论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开始的，这个教训难道还不深刻吗？”，“可惜有的同志把新闻自由也当成不安定因素，这至少是一种误解，限制合法的新闻自由的事，确是很多很多的，有的事甚至公然无损法律，做得十分粗暴无理。老实说，这种压制新闻自由的事才是真正今人惧怕，才是不安定的因素。”文章还强调：“新闻自由有助于维护党中央、国务院的权威。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都想建立自己的权威。问题在于，这种领导权威，只有在新闻自由的环境下形成，才是真正受到人民拥护的民主权威。在新闻不自由的条件下所形成的权威，只能是专制的权威，至多是人民敢怒而不敢言的权威。民主的权威是最好的安定因素，专制的权威是最不安定的因素。”

由于种种错综复杂的原因，以北京为中心的全国学生运动终于没能以协商对话的方式平息。事态愈演愈烈，数十万北京学生及市民卷入了运动，学生从上街游行到连续多日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绝食，学生运动指挥者更连续近一个月在天安门广场驻扎。5月20日，北京宣布戒严。之后，总书记赵紫阳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6月4日，发生了全球关注的“六四”事件。

《导报》在441期之后没有再出报。编辑们与上海市委派驻的工作组无法合作，报纸出不下去了。“六四”之后，《导报》被吊销许可证。1991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2周年之际，钦本立因癌症去世。

江泽民于1989年6月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开始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在11月的中央全会上，江泽民发言时强调，“六四”事件最大的教训是国家绝不能“脱离国情，超越国力，急于求成或大起大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