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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安
温州动车事故发生后，微博成为公众和记者第一时间报道、评论和围观的主 平台，糅合着信息传播、舆论监督等多种功能的舆论热潮中，鲜有新闻传播学者的声音。为此，《南方周末》记者鞠靖发微博说：“在重大新闻事件中，新闻传播学 的研究者们应该更多地亲身参与、实地调查，这是最好的收集资料和研究机会。但事实上，即使是在微博上也很少看到他们的身影，他们远离了新闻现场。在所有的 学科中哪一个像新闻传播学这样，既不参与实践，又不能指导实践，研究者们甚至连实践能力都没有的？”很快，此帖引发了微博上不少业界和学界人士的讨论，话 题的焦点依然是新闻研究和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概括起来，鞠靖和其他朋友对新闻传播学者的“质疑”主要有三个方面：一、类似动车事故这样的重大事 件，应该是新闻传播学者做研究的重要题材和契机，但少有学者会抓住机会，立即奔赴现场去做调研、访谈和收集一手素材；二、微博是非常重要的新媒体传播平台 和公共对话空间，此时此刻相对失语的新闻传播学者，既缺乏关注现实的热情和责任，也缺乏参与对话、专业交流的能力；三、新闻研究和新闻教育长期脱离新闻实 践，学界和业界缺乏沟通和交流，多数教育者自己都没有新闻实践的能力和经验，如何为业界培养合格的新闻人才呢。
这三个问题表面上有新（微博使用和 表达）有旧（教学脱离实践），实际上是新闻学界长期面临、持续探讨的问题，其指向了学者的三种能力：作为研究者，其实证调查的意识和能力；作为知识分子， 其公共表达的热情和与业界对话的能力；作为教育者，其自身的新闻实践经验和能力。身为青年学者，笔者并无资格代表学界来回应这些“质疑”，因此本文只是从 个人角度谈谈针对这三点“质疑”的些许思考。换句话说，仅以此为契机，试图促使自己和也许同样心有戚戚的学者们，带着更加自省和自觉的意识去从事新闻研究 和教学。
毫无疑问，新闻学研究和教学应该始终根植于新闻实践的土壤中，始终紧扣时代的脉搏和业界前沿，始终关注现实的变化、变动和变革。因为新闻本身是对现实变动的敏锐记录和深刻呈现，倘若新闻学研究和教学不接“地气”，很容易失去鲜活的生命力，其对现实的启示意义也寥寥。
可 是，当四川地震、浙江钱云会事件、温州动车追尾事故等重大新闻事件发生后，为什么少有学者去现场调研？现场观察、深度访谈或问卷调查，这种研究方法属实证 研究，在当下新闻传播研究的学术场域中正越来越多地被学者所重视和采用，但据笔者观察，迄今为止，实证研究并未成为整个新闻传播研究的主流或主导。宽泛而 言，关注新闻生产和实践的研究主要有三种视角：政治经济学或宏观社会学取向、新闻生产社会学取向、文化研究取向，其关注点分别侧重于社会结构、媒介组织和 记者、文本分析。其中，注重考察记者和媒介的新闻生产、跟新闻实践关联最为密切的是新闻生产社会学取向，但这个研究取向要求学者多采用民族志方法进入媒介 组织内部或从业者群体中，研究耗费的精力和时间都比较大，国内有志于此的学者并不多。
我接触的不少记者朋友，总是认为新闻传播院校主要研究的问题 是新闻，主要培养的人才是记者，其实，这种想法存有误区，或至少跟现实有所差距。过去十多年甚至二十年，深受西方影响或为争取学科自身的地位，中国新闻传 播学界有一个重要的研究转向：从新闻学转向传播学。今天，以“传播”为主题和关键词的学术会议不计其数，而大张旗鼓地以“新闻”为核心问题的学术会议则非 常少，因为新闻研究往往只有“术”，而缺乏“道”：往往跟政治贴得太近，跟科学和真理距离太远；往往多为操作技术层面的策略总结和规范探讨，而少有对新闻 实践的理论阐释和规律把握。实际上，中国人比较熟悉、甚至渴望复制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密苏里新闻学院，在美国也主要被视为培养新闻工匠的摇篮， 而非新闻传播研究的重镇。由于国内学术界也有重传播、轻新闻的转向，新闻业自身的变革、问题和现象，反倒不那么吸引新闻学者尤其青年学者的研究兴趣，尤其 从事新闻业务的研究往往被认为“理论性不够”，比较“低端”和“技术化”。
因此，探讨问题时，我们有必要将“新闻学者”、“传播学者”或“新闻传 播学者”等概念分开。一般来说，从事舆论、受众、传播效果、大众文化等研究的“传播学者”，对新闻实践本身并无浓厚的兴趣，或至少不会通过亲身调研去了解 新闻实践的幕后故事或行动逻辑，所以，重大新闻事件中包含的诸多现象、问题，能够吸引的主要是“新闻学者”。不过，遗憾的是，国内新闻学者中，以田野观 察、深度访谈、焦点小组、问卷调查等实证方法来收集一手资料做研究的学者还是少数，多数学者主要依据理论文献、报道文本等二手资料，采取感悟、思辨或文本 分析等方式来做研究。在笔者看来，这是为什么重大新闻事件发生后，少有新闻学者去现场做实证调查的最主要原因。
而且，实证研究不仅需要研究者具 备浓厚的学术兴趣、较深的理论功底、严谨的方法训练，还需要其拥有比较丰厚的研究资源，如项目经费的保证、调研时间的充裕等。重大事件发生后，即便有少数 学者产生去现场做调研的冲动，他们也不大可能象记者那样带着报社的任务、背起行囊立即奔赴现场，他们往往需要解决两个现实问题：一、调研的项目经费哪里 来？如果手头没有主持相关的学术项目，要从相对低廉的工资中拿出钱来做调研，绝大多数学者会放弃这个念头；二、时间上如何调配和安排？新闻学者尤其青年学 者的教务任务量大多比较重，非寒暑假期间，要调整课程、抽出哪怕一周时间去外地调研，也非常困难。因此他们的实证研究，往往只能利用假期或者其他时间见缝 插针地进行。
此外，新闻学者没有去现场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事件并不总是能有研究者感兴趣的“问题”，如果没有带着“问题意识”去现场观察或 深度访谈，新闻学者能够获得的学术资源和可能产生的学术成果非常寥寥。站在记者的角度看，这次动车事故发生后，BBC记者传谣之争、某周刊记者私发逝者照 片、新闻界的职业共同体等问题，都有其值得关注和研究的价值，但按照学术研究的价值体系和判断标准，倘若这些现象无法提供新的学术“问题”，其学术层面可 研究的价值还是有局限的。比如，传谣之争涉及的还是新闻报道的事实、准确等专业原则，私发逝者照片有违“知情同意”的伦理规范，突发事件中的职业共同体与 调查记者圈的职业共同体相比未必更加凸显。这么说，并不意味着这些现象真的没有学术研究的价值，而是学者可能在短时间里无法立即找到可研究的新“问题”， 因此，吸引他们去现场做调研的动力就会不足。
因此，研究兴趣的传播学转向、实证研究能力训练的不足、项目经费和时间等研究资源的缺乏、短时间内较 难确定研究问题，是新闻学者没有及时去现场的主要原因。对新闻学者来说，每逢重大事件发生后，第一时间找双方了解情况，去现场做第一手调查，之后才发表意 见，这种期望对大多数新闻学者来说，是不大可能的。
当然，去没有去现场，和有没有意识和冲动去现场，还是有区别。新闻学者们必须深刻意识到，重大 新闻事件发生后，若有新的现象、新的问题可供研究，第一时间进入现场、实地观察或访谈，的确是收集一手素材、提升研究实践感的大好契机，若能解决经费和时 间等现实问题，应该立即行动、及时调研。如何紧扣新闻业现实问题、矛盾和变化进行实证研究，确是当前新闻学者面临的迫切任务和挑战，在这个意义上，记者们 对新闻学者不去现场的质疑委实中肯和重要。
关于新闻学者微博发言的意识和能力问题，鞠靖和一些记者朋友认为：“学界大面积地失声”，一个重要原因是新闻学者“不敢插话，也插不上话”，颇有力不从心的感觉。
首 先，笔者特别要表达下对一些优秀记者的钦佩和赞赏。就我的接触和观察，他们中的不少人，不仅具有非常扎实、娴熟的新闻采写业务经验和技能，而且对专业主 义、新闻伦理、深度报道等都有自己比较深入的思考，这些思考在《南方传媒研究》《新闻记者》等杂志上体现的尤为明显。他们的思考由于来自个人亲身的体悟和 现实的纠结，往往充满实践感，也闪现很多学术的灵感。所以，我个人有个始终不变的信条：“每个记者都是我老师”。跟这些优秀记者打交道，不仅可以收集大量 一手的新闻生产案例、增进对新闻环境的把握和判断，还可以从他们那里获得启发、找到源源不断的研究对象或“问题”。
其次，为什么没有很多新闻学者第一时间在微博上针对动车追尾事故等重大事件发表看法，没有积极、主动地参与到跟记者的交流对话中来？我想，原因主要有三：
1、 对话的信息基础。作为学者，比较常见的治学方式是阅读+思考、授课+研究，很多人对通俗化、大众化的公共表达并无浓厚的兴趣。一方面，使用微博的新闻学者 总体上数量的确还不够多，另一方面，微博也确实不是新闻学者发言的主要平台。微博发言，要搞清楚基本事实，学者总是试图在掌握了比较准确的事实基础上才发 表专业的看法，学者总是习惯于“有据而论”，怕说错话，担心仓促发言而有失严谨、客观和公允。重大事件发生后，学者如果没有去现场做调查、没有跟记者保持 贴近沟通、没有密切跟踪事件的变化发展，其实很难掌握可发言的基础信息，更难跟记者形成对话的问题共识。在他们看来，很多新闻事件在发生初期总是扑朔迷 离，难以接近真相，草率发表看法意义不大，他们更习惯在事件尘埃落定后才发表评论。不少学者会通过媒体报道密切关注这个事件，并且逐步形成自己的判断和看 法，他们可能会在课堂上点评这个案例，会跟学生来沟通和交换意见，或者事隔数月后写论文来表达相对专业的思考，但他们不太可能第一时间立即在微博上进行评 论。
2、对话的动力机制。学者的公共表达只是一种学术批评，而非是学术研究。对少数新闻学者来说，热衷微博表达，要么因为对新媒体有强烈的研究 兴趣，要么对公共表达和对话的意义比较看重。可是，对绝大多数学者来说，微博发言除了增加记者圈的所谓“知名度”外，并不能给他们带来学术性的回报。且不 说使用微博本身容易上瘾，要耗费大量时间，一旦要用微博跟踪重大事件、跟记者们进行交流和对话，更要占据不少原本用来看书和写论文的时间。当下，高校对教 师的科研考核仍以出版专著、完成课题、发表论文为依据，教师的职称评定和升等主要是看论文等学术成果，而且总体上注重数量而非质量。所以，在记者看来，能 不能利用微博跟业界对话是能力问题，在学者看来，首先是缺乏动力机制的问题，所谓“屁股指挥脑袋”，学术考核体系不鼓励学者去做公共表达，而更支持他们在 家写研究论文。由此，带来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不少“功成名就”的新闻学教授，使用微博的比例本身比较低；而使用微博比较活跃的多为青年学者，他们面临的首 要任务是写论文而非发微博，发表“学术成果”才是王道。
3、对话的平台局限。由于140个字的文本局限、碎片化和情绪化的表达限制，微博发言总体 上是快餐式的、非系统化的，它可以作为公共表达的快速载体和便捷通道，但很难形成真正理性、深入的学术讨论。所以，站在学者的角度看，利用微博来关注事件 进展、了解新闻实践的意义，应该远大于利用微博来表达意见、跟业界对话的意义，微博主要是“说话”甚至“说闲话”的地方，而非“探讨”或“对话”的理想空 间。这也是为什么第一时间里，鞠靖在微博上没怎么看到新闻学者积极参与评论的原因。
在笔者看来，上不上微博、发言积极不积极，不是判断好学者的依 据。但鞠靖提出的“力不从心”的问题，的确值得新闻学者们思考和反省。我们需要不断追问自己的问题是：我们是否真正投入热情和关切，去尽最大努力地观察新 闻业的现实变动，去研究根植于这些复杂变动背后的理论问题？如果有更多时间，有多少学者真会投入精力、认真调研，在全面深入掌握事件信息的基础上，带着所 谓的“问题意识”写出扎实、严谨且富有创见的学术论文？如果换一个场合，在研讨会上跟记者们进行理性对话，所谓的“学术思考”是否真能比记者们的个人感悟 更加深刻、专业？所以，“不敢插话”或不重要，“不能对话”才是要害所在。
不 少业界人士对新闻教育的抱怨，主要集中在：新闻教学的内容跟现实严重脱节，大大落后于现实的变化和发展的前沿；新闻专业学生到用人单位实习，很多人的基本 功很差，教师教的东西没有用；新闻院校的教师自己都写不好新闻，都没有新闻实践的经验和能力，如何培养合格的新闻人才，等。
大学最需要把学生培养 成具有独立人格、反思精神的现代公民。既然我们希望学生具有反思精神，那么，新闻学者自身也需要持续不断的对新闻教育进行反思。其实，新闻教育界人士经常 在学术研讨会上或课堂上针对新闻教育存在的问题进行自我批判，这种反思从未停止，但反思的同时，针对鞠靖们提出的“质疑”，我们的确有很多事情可以立即去 做：
——改革和完善教学体系和课程设置，尤其针对新媒体的变化和数字媒体的转型，增加具有前沿性、实用性的课程，在本科教学中平衡理论性和实践性的关系。
——建立青年教师到新闻单位的“挂职机制”，要求从事新闻业务课程教学的教师必须具有比较丰富的新闻实践经历和经验，跟新闻记者圈保持比较紧密的互动，能够收集一手资料、典型案例，能够带领学生从事新闻实践。
——聘任业界资深人士进课堂，采取“学者+记者”的联合授课模式；或邀请资深新闻从业者进高校担任专任教师，在博士学位、学术论文等进入和考核机制等方面区别对待，创造相对宽松的条件，让“教学型”教师有尊严感。
——在新闻学研究领域中，倡导科学严谨的实证研究路径，鼓励青年新闻学者多深入一线、多接触记者、多进入媒介组织内部，去跟踪、观察和研究最新的新闻实践及其相关的而理论问题。
——学界组织召开的研讨会，可经常性的邀请优秀记者参与，请他们介绍实践案例和感悟思考，形成学界和业界之间更加紧密、频繁的讨论和对话，让学术探讨更接“地气”，让新闻业者也有所“启发”。
说 实话，上述建议并无鲜意。可是为什么过去若干年，新闻教育界的努力始终无法让业界满意，除了本质上两者拥有不同的价值体系、评判标准外，更深层次的原因还 是在于教育体制本身的问题和新闻学学科自身的局限。为什么新闻教育需要不断的反思？归根结底，不是因为记者或新闻界不满意，而是新闻学者或教育界内心的使 命感和危机感。内心自省、行动自觉，是面对质疑的应有姿态和回应。（作者为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教授、院长助理、博士生导师）
（注：此文应《南方传媒研究》之约，与《南方周末》记者鞠靖的文章《新闻学者的危机》进行对话。第31期杂志上，还有西安外国语大学王天定教授的对话文章）
温州动车事故发生后，微博成为公众和记者第一时间报道、评论和围观的主 平台，糅合着信息传播、舆论监督等多种功能的舆论热潮中，鲜有新闻传播学者的声音。为此，《南方周末》记者鞠靖发微博说：“在重大新闻事件中，新闻传播学 的研究者们应该更多地亲身参与、实地调查，这是最好的收集资料和研究机会。但事实上，即使是在微博上也很少看到他们的身影，他们远离了新闻现场。在所有的 学科中哪一个像新闻传播学这样，既不参与实践，又不能指导实践，研究者们甚至连实践能力都没有的？”很快，此帖引发了微博上不少业界和学界人士的讨论，话 题的焦点依然是新闻研究和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概括起来，鞠靖和其他朋友对新闻传播学者的“质疑”主要有三个方面：一、类似动车事故这样的重大事 件，应该是新闻传播学者做研究的重要题材和契机，但少有学者会抓住机会，立即奔赴现场去做调研、访谈和收集一手素材；二、微博是非常重要的新媒体传播平台 和公共对话空间，此时此刻相对失语的新闻传播学者，既缺乏关注现实的热情和责任，也缺乏参与对话、专业交流的能力；三、新闻研究和新闻教育长期脱离新闻实 践，学界和业界缺乏沟通和交流，多数教育者自己都没有新闻实践的能力和经验，如何为业界培养合格的新闻人才呢。
这三个问题表面上有新（微博使用和 表达）有旧（教学脱离实践），实际上是新闻学界长期面临、持续探讨的问题，其指向了学者的三种能力：作为研究者，其实证调查的意识和能力；作为知识分子， 其公共表达的热情和与业界对话的能力；作为教育者，其自身的新闻实践经验和能力。身为青年学者，笔者并无资格代表学界来回应这些“质疑”，因此本文只是从 个人角度谈谈针对这三点“质疑”的些许思考。换句话说，仅以此为契机，试图促使自己和也许同样心有戚戚的学者们，带着更加自省和自觉的意识去从事新闻研究 和教学。
一、为什么不去事件现场做实证调查？
毫无疑问，新闻学研究和教学应该始终根植于新闻实践的土壤中，始终紧扣时代的脉搏和业界前沿，始终关注现实的变化、变动和变革。因为新闻本身是对现实变动的敏锐记录和深刻呈现，倘若新闻学研究和教学不接“地气”，很容易失去鲜活的生命力，其对现实的启示意义也寥寥。
可 是，当四川地震、浙江钱云会事件、温州动车追尾事故等重大新闻事件发生后，为什么少有学者去现场调研？现场观察、深度访谈或问卷调查，这种研究方法属实证 研究，在当下新闻传播研究的学术场域中正越来越多地被学者所重视和采用，但据笔者观察，迄今为止，实证研究并未成为整个新闻传播研究的主流或主导。宽泛而 言，关注新闻生产和实践的研究主要有三种视角：政治经济学或宏观社会学取向、新闻生产社会学取向、文化研究取向，其关注点分别侧重于社会结构、媒介组织和 记者、文本分析。其中，注重考察记者和媒介的新闻生产、跟新闻实践关联最为密切的是新闻生产社会学取向，但这个研究取向要求学者多采用民族志方法进入媒介 组织内部或从业者群体中，研究耗费的精力和时间都比较大，国内有志于此的学者并不多。
我接触的不少记者朋友，总是认为新闻传播院校主要研究的问题 是新闻，主要培养的人才是记者，其实，这种想法存有误区，或至少跟现实有所差距。过去十多年甚至二十年，深受西方影响或为争取学科自身的地位，中国新闻传 播学界有一个重要的研究转向：从新闻学转向传播学。今天，以“传播”为主题和关键词的学术会议不计其数，而大张旗鼓地以“新闻”为核心问题的学术会议则非 常少，因为新闻研究往往只有“术”，而缺乏“道”：往往跟政治贴得太近，跟科学和真理距离太远；往往多为操作技术层面的策略总结和规范探讨，而少有对新闻 实践的理论阐释和规律把握。实际上，中国人比较熟悉、甚至渴望复制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密苏里新闻学院，在美国也主要被视为培养新闻工匠的摇篮， 而非新闻传播研究的重镇。由于国内学术界也有重传播、轻新闻的转向，新闻业自身的变革、问题和现象，反倒不那么吸引新闻学者尤其青年学者的研究兴趣，尤其 从事新闻业务的研究往往被认为“理论性不够”，比较“低端”和“技术化”。
因此，探讨问题时，我们有必要将“新闻学者”、“传播学者”或“新闻传 播学者”等概念分开。一般来说，从事舆论、受众、传播效果、大众文化等研究的“传播学者”，对新闻实践本身并无浓厚的兴趣，或至少不会通过亲身调研去了解 新闻实践的幕后故事或行动逻辑，所以，重大新闻事件中包含的诸多现象、问题，能够吸引的主要是“新闻学者”。不过，遗憾的是，国内新闻学者中，以田野观 察、深度访谈、焦点小组、问卷调查等实证方法来收集一手资料做研究的学者还是少数，多数学者主要依据理论文献、报道文本等二手资料，采取感悟、思辨或文本 分析等方式来做研究。在笔者看来，这是为什么重大新闻事件发生后，少有新闻学者去现场做实证调查的最主要原因。
而且，实证研究不仅需要研究者具 备浓厚的学术兴趣、较深的理论功底、严谨的方法训练，还需要其拥有比较丰厚的研究资源，如项目经费的保证、调研时间的充裕等。重大事件发生后，即便有少数 学者产生去现场做调研的冲动，他们也不大可能象记者那样带着报社的任务、背起行囊立即奔赴现场，他们往往需要解决两个现实问题：一、调研的项目经费哪里 来？如果手头没有主持相关的学术项目，要从相对低廉的工资中拿出钱来做调研，绝大多数学者会放弃这个念头；二、时间上如何调配和安排？新闻学者尤其青年学 者的教务任务量大多比较重，非寒暑假期间，要调整课程、抽出哪怕一周时间去外地调研，也非常困难。因此他们的实证研究，往往只能利用假期或者其他时间见缝 插针地进行。
此外，新闻学者没有去现场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事件并不总是能有研究者感兴趣的“问题”，如果没有带着“问题意识”去现场观察或 深度访谈，新闻学者能够获得的学术资源和可能产生的学术成果非常寥寥。站在记者的角度看，这次动车事故发生后，BBC记者传谣之争、某周刊记者私发逝者照 片、新闻界的职业共同体等问题，都有其值得关注和研究的价值，但按照学术研究的价值体系和判断标准，倘若这些现象无法提供新的学术“问题”，其学术层面可 研究的价值还是有局限的。比如，传谣之争涉及的还是新闻报道的事实、准确等专业原则，私发逝者照片有违“知情同意”的伦理规范，突发事件中的职业共同体与 调查记者圈的职业共同体相比未必更加凸显。这么说，并不意味着这些现象真的没有学术研究的价值，而是学者可能在短时间里无法立即找到可研究的新“问题”， 因此，吸引他们去现场做调研的动力就会不足。
因此，研究兴趣的传播学转向、实证研究能力训练的不足、项目经费和时间等研究资源的缺乏、短时间内较 难确定研究问题，是新闻学者没有及时去现场的主要原因。对新闻学者来说，每逢重大事件发生后，第一时间找双方了解情况，去现场做第一手调查，之后才发表意 见，这种期望对大多数新闻学者来说，是不大可能的。
当然，去没有去现场，和有没有意识和冲动去现场，还是有区别。新闻学者们必须深刻意识到，重大 新闻事件发生后，若有新的现象、新的问题可供研究，第一时间进入现场、实地观察或访谈，的确是收集一手素材、提升研究实践感的大好契机，若能解决经费和时 间等现实问题，应该立即行动、及时调研。如何紧扣新闻业现实问题、矛盾和变化进行实证研究，确是当前新闻学者面临的迫切任务和挑战，在这个意义上，记者们 对新闻学者不去现场的质疑委实中肯和重要。
二、为什么不积极参与公共对话？
关于新闻学者微博发言的意识和能力问题，鞠靖和一些记者朋友认为：“学界大面积地失声”，一个重要原因是新闻学者“不敢插话，也插不上话”，颇有力不从心的感觉。
首 先，笔者特别要表达下对一些优秀记者的钦佩和赞赏。就我的接触和观察，他们中的不少人，不仅具有非常扎实、娴熟的新闻采写业务经验和技能，而且对专业主 义、新闻伦理、深度报道等都有自己比较深入的思考，这些思考在《南方传媒研究》《新闻记者》等杂志上体现的尤为明显。他们的思考由于来自个人亲身的体悟和 现实的纠结，往往充满实践感，也闪现很多学术的灵感。所以，我个人有个始终不变的信条：“每个记者都是我老师”。跟这些优秀记者打交道，不仅可以收集大量 一手的新闻生产案例、增进对新闻环境的把握和判断，还可以从他们那里获得启发、找到源源不断的研究对象或“问题”。
其次，为什么没有很多新闻学者第一时间在微博上针对动车追尾事故等重大事件发表看法，没有积极、主动地参与到跟记者的交流对话中来？我想，原因主要有三：
1、 对话的信息基础。作为学者，比较常见的治学方式是阅读+思考、授课+研究，很多人对通俗化、大众化的公共表达并无浓厚的兴趣。一方面，使用微博的新闻学者 总体上数量的确还不够多，另一方面，微博也确实不是新闻学者发言的主要平台。微博发言，要搞清楚基本事实，学者总是试图在掌握了比较准确的事实基础上才发 表专业的看法，学者总是习惯于“有据而论”，怕说错话，担心仓促发言而有失严谨、客观和公允。重大事件发生后，学者如果没有去现场做调查、没有跟记者保持 贴近沟通、没有密切跟踪事件的变化发展，其实很难掌握可发言的基础信息，更难跟记者形成对话的问题共识。在他们看来，很多新闻事件在发生初期总是扑朔迷 离，难以接近真相，草率发表看法意义不大，他们更习惯在事件尘埃落定后才发表评论。不少学者会通过媒体报道密切关注这个事件，并且逐步形成自己的判断和看 法，他们可能会在课堂上点评这个案例，会跟学生来沟通和交换意见，或者事隔数月后写论文来表达相对专业的思考，但他们不太可能第一时间立即在微博上进行评 论。
2、对话的动力机制。学者的公共表达只是一种学术批评，而非是学术研究。对少数新闻学者来说，热衷微博表达，要么因为对新媒体有强烈的研究 兴趣，要么对公共表达和对话的意义比较看重。可是，对绝大多数学者来说，微博发言除了增加记者圈的所谓“知名度”外，并不能给他们带来学术性的回报。且不 说使用微博本身容易上瘾，要耗费大量时间，一旦要用微博跟踪重大事件、跟记者们进行交流和对话，更要占据不少原本用来看书和写论文的时间。当下，高校对教 师的科研考核仍以出版专著、完成课题、发表论文为依据，教师的职称评定和升等主要是看论文等学术成果，而且总体上注重数量而非质量。所以，在记者看来，能 不能利用微博跟业界对话是能力问题，在学者看来，首先是缺乏动力机制的问题，所谓“屁股指挥脑袋”，学术考核体系不鼓励学者去做公共表达，而更支持他们在 家写研究论文。由此，带来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不少“功成名就”的新闻学教授，使用微博的比例本身比较低；而使用微博比较活跃的多为青年学者，他们面临的首 要任务是写论文而非发微博，发表“学术成果”才是王道。
3、对话的平台局限。由于140个字的文本局限、碎片化和情绪化的表达限制，微博发言总体 上是快餐式的、非系统化的，它可以作为公共表达的快速载体和便捷通道，但很难形成真正理性、深入的学术讨论。所以，站在学者的角度看，利用微博来关注事件 进展、了解新闻实践的意义，应该远大于利用微博来表达意见、跟业界对话的意义，微博主要是“说话”甚至“说闲话”的地方，而非“探讨”或“对话”的理想空 间。这也是为什么第一时间里，鞠靖在微博上没怎么看到新闻学者积极参与评论的原因。
在笔者看来，上不上微博、发言积极不积极，不是判断好学者的依 据。但鞠靖提出的“力不从心”的问题，的确值得新闻学者们思考和反省。我们需要不断追问自己的问题是：我们是否真正投入热情和关切，去尽最大努力地观察新 闻业的现实变动，去研究根植于这些复杂变动背后的理论问题？如果有更多时间，有多少学者真会投入精力、认真调研，在全面深入掌握事件信息的基础上，带着所 谓的“问题意识”写出扎实、严谨且富有创见的学术论文？如果换一个场合，在研讨会上跟记者们进行理性对话，所谓的“学术思考”是否真能比记者们的个人感悟 更加深刻、专业？所以，“不敢插话”或不重要，“不能对话”才是要害所在。
三、为什么新闻教育可以不断反思？
不 少业界人士对新闻教育的抱怨，主要集中在：新闻教学的内容跟现实严重脱节，大大落后于现实的变化和发展的前沿；新闻专业学生到用人单位实习，很多人的基本 功很差，教师教的东西没有用；新闻院校的教师自己都写不好新闻，都没有新闻实践的经验和能力，如何培养合格的新闻人才，等。
大学最需要把学生培养 成具有独立人格、反思精神的现代公民。既然我们希望学生具有反思精神，那么，新闻学者自身也需要持续不断的对新闻教育进行反思。其实，新闻教育界人士经常 在学术研讨会上或课堂上针对新闻教育存在的问题进行自我批判，这种反思从未停止，但反思的同时，针对鞠靖们提出的“质疑”，我们的确有很多事情可以立即去 做：
——改革和完善教学体系和课程设置，尤其针对新媒体的变化和数字媒体的转型，增加具有前沿性、实用性的课程，在本科教学中平衡理论性和实践性的关系。
——建立青年教师到新闻单位的“挂职机制”，要求从事新闻业务课程教学的教师必须具有比较丰富的新闻实践经历和经验，跟新闻记者圈保持比较紧密的互动，能够收集一手资料、典型案例，能够带领学生从事新闻实践。
——聘任业界资深人士进课堂，采取“学者+记者”的联合授课模式；或邀请资深新闻从业者进高校担任专任教师，在博士学位、学术论文等进入和考核机制等方面区别对待，创造相对宽松的条件，让“教学型”教师有尊严感。
——在新闻学研究领域中，倡导科学严谨的实证研究路径，鼓励青年新闻学者多深入一线、多接触记者、多进入媒介组织内部，去跟踪、观察和研究最新的新闻实践及其相关的而理论问题。
——学界组织召开的研讨会，可经常性的邀请优秀记者参与，请他们介绍实践案例和感悟思考，形成学界和业界之间更加紧密、频繁的讨论和对话，让学术探讨更接“地气”，让新闻业者也有所“启发”。
说 实话，上述建议并无鲜意。可是为什么过去若干年，新闻教育界的努力始终无法让业界满意，除了本质上两者拥有不同的价值体系、评判标准外，更深层次的原因还 是在于教育体制本身的问题和新闻学学科自身的局限。为什么新闻教育需要不断的反思？归根结底，不是因为记者或新闻界不满意，而是新闻学者或教育界内心的使 命感和危机感。内心自省、行动自觉，是面对质疑的应有姿态和回应。（作者为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教授、院长助理、博士生导师）
（注：此文应《南方传媒研究》之约，与《南方周末》记者鞠靖的文章《新闻学者的危机》进行对话。第31期杂志上，还有西安外国语大学王天定教授的对话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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