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转型是一次自我修行

——专访腾讯大浙网总裁傅剑锋

□  张志安 刘虹岑

个人简介

傅剑锋，1978年生，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新闻系。曾供职于《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主要作品有《卧底番禺传销》、《砍手党来自小山村》、《神雕之死》 等。《揭开传销绝对秘密》等传销系列调查,获荐央视2004年度“中国风云记者”的候选；《城市里的陌生人》系列报道，从农民工犯罪切入，反映中国农民工的生存状态，引起广泛关注。2011年，他离开《南方周末》，任腾讯公司综合资讯部新闻中心副总监，现为腾讯大浙网总裁。

访谈实录

『新闻专业主义应是新媒体发展的基石』

张志安、刘虹岑（以下简称“张志安”）: 作为腾讯大浙网总裁，目前你工作的重心是什么？

傅剑锋：我所负责的工作第一个是要把内容这块做好；另一块就是把经营做好，经营这块是硬指标，因为这个公司是有利润目标的，必然是要盈利的；第三就是要把公司的文化真正做到一流，因为只有一流的文化才能吸引一流的团队。此外，要把团队的发展阶梯搭好，要让团队的核心骨干在自己的位置上发挥自己的才能，如果有了好的班子、好的团队、好的方向和好的文化，这个公司肯定可以无往不胜。

张志安：具体来说，腾讯大浙网的内容生产和经营机制是怎样的？

傅剑锋：内容这块我们分了三个中心：新闻中心、生活中心和行业中心。新闻中心主要做的是以常规资讯、信息为主的题材，包括新闻频道、财经频道和娱乐频道，其中我们还会做一些创新创意类的产品和活动；第二个就是生活中心，这是非常大的一块，因为大浙网定位为地方区域生活门户网站，那么生活是什么？就是吃喝玩乐。所以，我们生活中心这块就有旅游频道、美食频道、时尚频道和教育频道，还有社区论坛；第三个就是行业中心，这一块是与经营挂钩比较紧密的，可以直接拿到更多广告的，比如房产频道、汽车频道、家居频道和亲子频道等等。

除了这些之外，我们的架构里面还有一个就是代理机构。平台方面主要由我们自己搭建运营，经营方面我们会外包给一些代理公司。这些公司本身拥有很专业的团队，可以来代理我们的广告，经过评估之后，他们每年向我们缴纳一定额度的费用，我们就把广告经营业务分给他们去做营销，从而达到一个双赢的局面。

大浙网是一个需要多方合作的公司，是腾讯公司与浙江日报报业集团合作的，其中又离不开各种各样的代理公司。所以，我常会跟我的合作伙伴们开玩笑说，我们才是叫真正的“中国合伙人”，我们是“大浙合伙人”，我们所有目标的达成靠的都是合作。

张志安：移动互联网时代，对大浙网而言，主要面临着哪些挑战，你们又是打算如何应对的？

傅剑锋：移动互联网是一种趋势，对于大浙网而言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会存在很大的压力。因为大浙网现在是基于PC端产品来做的，比如腾讯QQ的弹出窗。现在，移动互联网的产品形态与原来的模式建构是不一样的，PC端的流量增长速度放缓了，因为人们现在越来越多地使用移动端来阅读信息。

    要适应移动互联网的发展趋势，就意味着我们要应用好腾讯在移动端的产品。这并不是说我们自己去做开发，因为大浙网这样的地方站没有那么多的人力物力，只能更多地借助腾讯网已有的移动端产品，比如微信，如果结合的好的话，未来的前景是很好的。张志安：你在腾讯担任过新闻中心副总监，有个问题想问你：跟别的门户网站相比，腾讯对原创新闻投入的力度比较大，为什么？

傅剑锋：因为一个人信息越多，越难以选择。大家经历过从博客到微博到各种终端信息狂轰滥炸之后，更需要的获得的是安静的东西、精品的东西。而其它信息，腾讯通过购买都可以获得，所以在这个时候选择投入原创新闻是非常重要的。

张志安：腾讯如何判断网络原创报道的新闻价值。具体来说，你们进行新闻选择的标准有哪些？

傅剑锋：从新闻价值判断上来说，与传统媒体并没有根本的不同——从理念上来说，追求的都是新闻专业主义。像我曾经在腾讯分管的“活着”栏目，也是基于新闻专业主义生发出来的。如果偏离了新闻专业主义的轨道，做出来的东西自然是乱七八糟的，不被读者所认可。

当然，在具体运作的过程中会运用到互联网的工具：通过数据分析网友的信息偏好和习惯，观察流量数据……但不管怎么样观察、怎么样分析，核心的理念就是新闻专业主义。我以前向内容部门推崇的理念也是新闻专业主义，认为新闻专业主义应是新媒体发展的基石。现在也是如此，一定是新闻做到越专业，别人越认可。

『实力、愿望和时机是记者转型的三个要素』

张志安：你长期做调查报道记者，后来去腾讯做网络新闻策划及管理，现在又开始负责独立运营商业网站，要兼管内容和经营。在这个过程中，你觉得，一个优秀的记者，如果要做这样的职业转型，关键得积累和依靠哪些资本？

傅剑锋：其实，转型并不是想转就能转的，这其中包含很多的要素。从内部来说，记者内心的愿望是最重要的，从外部来说，转型的时机是最重要的。还有一点，就是实力，记者的实力和他的愿望是不是相匹配也非常重要，如果只是有愿望但是实力达不到，那么也找不到好的机会，转型就不可能成功。

所以，一方面，一个人的实力要得到某种认可；另一方面，他内心的愿望要足够强烈；除了内在因素之外，还要加上外部合适的时机。如果要说一个优秀的记者或者编辑想要转型需要具备哪些条件，我想实力、愿望和时机这三个要素是必不可少的。

至于转型需要做哪些准备，在我看来，大概分为两种。一种是你没有办法准备，这个转型跟你想得不一样，但是你必须去转型；另一种就是你“蓄谋已久”的转型，比如我就想往互联网这方面转型，我就会比较注意观察互联网行业的宏观发展、行业趋势、产品形态。除此之外，思维方式上的自我改造也非常重要，因为传统媒体的思维模式和互联网的思维模式有很大的不同，这些方面都是需要及时地学习和更新的。

张志安：具体来说，应该如何把握转型的时机呢？

傅剑锋：要牢牢抓住自己的兴趣所在。有的人对互联网感兴趣，就应该抓住互联网的时机；有的人对金融感兴趣，就应该去把握金融行业的时机。也就是说，要对自己感兴趣的行业有所积累和判断。

    另外，一个转型的人必须有很大的决心和学习能力，一个开放的心态是非常重要的，其他的能力可能因人而异。一个调查记者的成熟度和资源的充足度也会影响到他的转型。

张志安：从内容生产到管理运营的转型过程中，有哪些东西是你需要重新学习和适应的？

傅剑锋：对我来说，综合管理的东西是最需要学习的，比如经营管理、对于行业的细微或宏观的观察和判断，以及处理与各种人的关系。

关系的处理是非常复杂的，跟我做编辑和记者是不一样的。作为一个记者或者编辑，我完成的任务都是很单一性的任务，要处理的关系都比较简单，现在对我来说，作为一个管理者，要处理的关系却是非常复杂的，我所有的时间都是被切成碎片的。所以，我必须明确的是每天需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否则我所有的时间都被打碎了。

还有一点，过去我做记者可能是一个比较个人英雄主义的记者，我做编辑的时候可能是一个非常专业的编辑，包括后来到腾讯新闻中心做副总监，都是我专业范围之内的工作，处理的都是单一性的任务，这种单一性的任务处理起来其实是比较容易的。什么时候人处理任务会感觉比较复杂呢，就是当你面对的任务是多线条的任务的时候，这时候一个人自身的缺陷就很容易暴露出来。

以前我做记者和编辑的时候，很多人认为我的专业能力和常规的关系处理上是比较优秀甚至是接近完美的，我自己也这样认为，对于专业那一块，觉得很自信。但现在，我在做管理工作的时候，我发现自己以前没有暴露出来的缺陷都开始暴露出来了。

从某种程度上说，我觉得一个人的转型特别是一个人转型去做管理工作是一次自我修行。因为以前我的缺陷没有被暴露出来，现在我开始意识到这些缺陷的存在，我的缺陷开始暴露出来了，如果我不去克服的话，这些缺陷就会被放大，可能就会影响管理工作甚至会影响到团队的信任，所以我必须去改变，要敢于去改变。这种改变的确是一种修行，把它看成自我修行，也让我的心态平和很多。

宗教里面的修行，特别是佛家的修行，会特别告诉一个人的一点就是，我们要把自己身上不好的习性一点一点地拿掉，一点一点地清除出去。其实，管理工作中也是这样，需要把自己身上影响管理工作的工作方式一点一点地改变，让团队有方向感、目标感、信任感，会因为我的鼓动而非常有激情的、有使命感地去做事，这其实是另外一种艺术，与采访的艺术是不同的，所以这个才叫转型。

张志安：的确，可能当记者的工作方式总体是单枪匹马的、充满战斗力、注重个体专业性的，但作为管理者则需要学习与他人合作、领导团队的艺术。那么，你是如何快速学习和适应这两种角色的转变的呢？

傅剑锋：其实我并不觉得我现在做得足够好了，也还在学习的过程中。但就我现在总结的来看，至少有几点是特别重要的。做一个记者需要不停地突破，把要拿到的料拿到，用自己的写作能力讲一个好故事；做一个编辑就需要协调合适的版面，策划合适的选题，找到合适地记者去做这个报道，然后把它包装出来就可以了。一个人带三五个人的小团队，去完成一个项目和目标，这个流程是比较简明的。

但如果要带一个超过三十个人的团队，甚至一个公司的团队，那就是另外一种状态了。因为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人与人的关系不是那么简单的。这个时候就需要把这个团队的目标、文化塑造起来，才可能会进行一个合适的管理，只有让部下有成就感，他们才会有做事的动力。怎样让员工感到有成就感呢？就需要管理者把荣誉分给他们，让他们不停地创造，有获得荣誉和成就感的机会。

有时候，我要像导师一样，让我的同伴们找到正确的工作方法；有时候，我也要很谦逊，因为有很多领域现在对于我来说，我还不够专业，这个时候我就要很谦逊地倾听他们更加专业的看法，但又要保持自己方向性的判断。对于一个互联网公司而言，要让下属变得比自己更出色，才是一个优秀的团队，更多地是大家共同想出一个好的点子，然后朝着一个对的方向去做事。这个时候，特别需要管理者有一种“虚己树人”的智慧，把自己放空，去培养下属。

『三十岁前基本按照高中时候的人生规划来做事』

张志安：最近高考刚刚结束，你当年高考的分数可以上清华大学了，而且你高中读的也是理科，但最终你却选择了西南政法大学的新闻系。为什么？

傅剑锋：高中的时候，我读的最多的报纸就是《参考消息》，到了大学才知道《南方周末》这份报纸。我的思维方式真正开始开窍是在大学，很幸运我读了一所法律大学，这样一所大学，你一进去它就会告诉你，什么是自由、什么是独立、什么是民主、什么是宪政，以及自由与秩序的冲突和演变等等。

其实，我对自己的人生目标是很清楚的。读高中时我三十岁前基本上是按照我高中时候的人生规划来做事的，也实现了我的目标。

我读高中的时候，已经想清楚自己的目标，一定要在大学读新闻。因为做记者，在当时看来是一件特别有成就感的事情,可以为个人、为这个社会去做表达，可以去经历各种各样不同的事情，而且记者这个行业跟我的人生目标是比较吻合的。读理科是因为我觉得理科对于人思维的训练比文科更好，文科生的思维质量很多时候不如理科生的思维质量来得高。高中正好是思维方式的形成期，所以我选择读理科，训练自己的思维能力。

张志安：什么时候，因为什么事的触动，而开始有了要做记者念头呢？

傅剑锋：这颗新闻种子埋下来，其实是因为我在高中的时候喜欢写点东西，是我们学校文学社的社长，觉得自己文字方面还是有所长的。我发现去写一些反映我们身边事情的故事和文章是有价值的，而且当时我写的一些小文章也会在当地报纸上发表，这就会带给我一种所谓的成就感，甚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种虚荣感吧。这个东西可能成为了一颗种子埋在我心里，我觉得记者这个工作是我爱的，也是我感兴趣的。

张志安：毕业之后，你去了《浙江法制报》。一年约满后，你就离开了，为什么？

傅剑锋：我选择《浙江法制报》其实是无奈之举。当时，我要是找政府的工作其实是很容易的，比如去考广州的黄浦海关的话，被录取的几率非常大，但最后我连表格都没有填，因为毕业的时候我的目标是很清晰的，我想要当记者。不过，我所在的西政新闻系还很年轻，没有什么知名度，在媒体单位看来，西南政法大学不就是一所法律大学吗，怎么还会有新闻专业呢。当时无奈之下，我选择了一份法制报，这样我的所长才能够体现出来——既学了新闻也学了法律。

我始终很清楚，在这样一份行业报纸里，要去实现自己的梦想是很难的，在里面混口饭吃没问题，但要成为一个很专业的、我理想中的记者得去一个更好的平台。

张志安：离开《浙江法制报》后，为什么会去《南方都市报》而不是别的报纸呢？

傅剑锋：放眼中国，好的平台无非就在北京或者广州。我自己其实并不太喜欢北京这个城市，而对广州和深圳，我以前上学的时候暑假经常去，因为我的父亲就在深圳工作，对这两个城市很喜欢。所以，我选择了深圳《晶报》和广州的《南方都市报》两份报纸面试。

选择《南方都市报》是因为我通过我在广州工作的同学了解到，南都是最有活力、发展势头最猛的报纸。当时，南都老总在面试我的时候，提的一个问题是：“你觉得《南方都市报》未来发展的方向是什么？”这些问题对面试者而言是非常难回答的，因为必须要对这份报纸有深入的研究才可能给出好的答案。恰好我为了准备这个面试，把网上能够搜索到的关于《南方都市报》的资料都找来看了，我就告诉那个老总，《南方都市报》下一步应该往地级市发展。当时负责面试的老总觉得这个小伙子还是挺有想法的，两天后我就接到了《南方都市报》的录取通知，过了一个星期之后，我就从杭州飞到了广州。但深圳《晶报》过了半个月才给我电话，我也只好谢绝了。其实从这个当中也可以看出《南方都市报》做事效率很高。

张志安：后来又是因为什么原因或时机，从《南方都市报》跳槽到《南方周末》？

傅剑锋：这里面其实有一个前因。从1997年我上大学到2001年走出大学校园这四年刚好是《南方周末》的黄金时代，是影响力达到顶峰的时代，这份报纸影响了很多人，其中也包括我。当时，我特别希望自己能进《南方周末》，大学毕业之后我不知天高地厚，也给南周投了简历，可是没有回复。

快毕业的时候，我专门去了一趟《南方周末》人力资源部，问他们为什么我投的简历没有得到回复。他们解释说，如果简历没回复，说明就没有录用我。于是我说，我的简历是花了很多钱做的，你们要把简历还给我。然后他们就拿出了两个很大的纸板箱，放到我面前说，简历实在是太多了，你自己找吧。我就开始自己找，结果我拿出一沓简历一看，有好多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毕业的，还有好多人写了书，还有好多博士等等。我觉得自己和他们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只好落荒而逃，没有继续找自己的那份简历。

这个事情就埋下了一个姻缘。如果我自己的职业生涯要有一个新的起点，我应该要去《南方周末》经受那种锻炼。到了《南方都市报》之后，我就给自己规划好，只在那里干三四年。要想进《南方周末》，我必然要从一个普通的跑线记者变成一个调查记者，因为那个时候《南方周末》最需要的是优秀的调查记者。

我在《南方都市报》四年，前面将近一年做的是跑线记者，很快就转型为调查记者。那时候正好躬逢其盛，《南方都市报》调查组开始组建。2003年孙志刚事件爆发，这个事件的报道是调查组的记者陈峰和王雷做的，在报纸内部，调查组开始受到重视，我也成了调查组的一员，成为了一名调查记者。

2005年，不是我主动去找《南方周末》而是《南方周末》主动来向我招手，后来我就过去了。

『一个调查记者拥有创新的心态是很重要的』

张志安：当调查记者的时候，你主要写常规的调查性报道，也会尝试特稿，比如《神雕之死》 [1] 。最近，用特稿这种比较“软”的方式来写作调查性很强的“硬”题材，引发了不少争议。在你看来，特稿如何在文学性表达和真实性原则之间取得平衡，像贩卖神雕这种有利益冲突、有揭黑性质的题材，适合用特稿来表达么？

傅剑锋：关于贩卖神雕的报道我用了一个创新的方法来写。我用了2000多字的篇幅以特稿的形式写了《神雕之死》，然后用6000多字的篇幅写了一篇冷静、硬朗的调查性报道《盗猎组织升级 贩雕黑网横跨中国》 [2] 。

为什么当时我会选择这种方式呢？是因为神雕之死的过程本身是非常具有冲击力的，它特别有人性的力量对比，有很强烈的罪恶与善良、自由的冲突，这种冲突如果被埋没在很硬的调查性报道中是很可惜的，所以我当时和编辑商量说，我想要做一个创新，用神雕的视角来观察人类社会，把这一部分东西单独拎出来写。其实这种手法在国外并不新鲜，有一个很有名的《纽约时报》的记者写白鸽的故事，就是从鸽子的视角展开来看这个世界的。

另一方面，为了叙事的完整，我又写了一篇6000多字的调查性报道。事实证明，我的这种创新是对的，因为大家记得的就是那篇2000多字的特稿，而那篇6000多字的调查性报道就“泯然众人矣”，淹没在其它的调查文本中去了。

一个调查记者拥有创新的心态是很重要的，不是说调查记者就是“吭哧吭哧”地，像矿工一样活着，不是这样的。调查记者，首先要有一个很好的头脑，并且创造性地去做一些事情。我经常会跟朋友讲说，传媒行业的本质就是创意行业，如果视角总是很平庸，如果只会做“吭哧吭哧”的基础性工作，那这样做出来的稿子或者媒体很难是一流的。

张志安：你还有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就是非常强调用各个学科的一些研究视角或者理论作为指导，比如《富士康“八连跳”自杀之谜》 [3] 的报道。在你看来，学科的分析工具对于新闻报道而言有着怎样的作用？

傅剑锋：本来就应该如此。如果用常规的方式去观察社会，很难深入下去，想要对事物有深入的理解，肯定需要学科工具作为指导。

比如说像富士康“八连跳”这样的报道要深入地挖掘，需要好几种学科工具的支撑。首先，自杀是一个心理行为，记者需要去了解心理学的知识，去研究全国的自杀率有没有高于富士康的自杀率。其实研究发现，按照富士康的人口估算，富士康的自杀率是低于全国的自杀率的。其次，自杀都有个体的原因，需要精神病学的工具去了解，事实上我们当时也对很多精神病学的专家做了大量的采访。第三，自杀还是一个社会现象，这需要记者去找到当地社会城乡冲突、劳工研究这方面的专著和专业视角去分析。最后，富士康员工自杀还涉及经济学现象，因为富士康是“世界工厂”很重要的一环，那么它的这种生产机制是如何完成的，对于员工而言有什么样的影响。同时，它还是一个管理学的问题，因为富士康的管理结构是一个金字塔形的管理结构，在管理学上这是否合理，也是值得我们去研究的。

但是对于新闻报道，无论使用什么样的学科工具，最终的目标都是尽可能地接近真相，并且还要把接近真相的过程呈现给读者，这就需要记者有很好的文本表达，学会讲故事。所以，记者所有的思考并不是硬邦邦地直接告诉读者，而是要通过故事来告诉读者。学科的分析工具和记者的文本表达需要协调、融合。

张志安：可以就你的这些作品，谈一谈研究某个社会问题，跟报道某个社会问题之间差异和勾连吗？

傅剑锋：肯定是有差异的。研究某一个社会问题，对于学者而言，是基于书面的材料做分析，或者通过一些田野调查来做。做研究的深度、跨度是非常大的，因为学者一辈子也就研究那两三个问题，所以学者对于问题的深入能力是高于大部分记者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记者应该多与学者交朋友。但是另一方面，学者也有学者的毛病，很多时候都是在学院里面，做田野调查也是偶尔为之，不如记者那么“接地气”。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学者应该与有实践经验的记者多打交道，因为记者会给学者最鲜活的材料。

从操作上来说，记者受到时效的限制也大于学者，为了在截稿日期内交稿，深度和广度都不如学者。如何去弥补这一点呢？我认为，记者可以在采访前，尽可能地快速阅读和研究文献。比如我在做专业性比较强的报道时，都会尽可能地去找与之相关的报道和书来看，这样，我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不会是一个外行，至少是一个看得懂门道的人。

记者要对自己的缺陷很清楚，在深度和广度方面，记者是没法与学院派的学者相比的。因此，报道要做得有价值，必须站在资料的肩膀上，站在前人研究的肩膀上去看问题。

『调查记者的转行是由体制造成的』

张志安：到《南方周末》做了一段时间的记者之后，又怎么会从记者改行做编辑？

傅剑锋：因为做累了嘛，我想这是一个最直接的原因。在中国做记者，说实话是“压榨式”的，不是让你慢慢成长然后能够持续地做下去的。目前，记者生存的体制是非常“变态的”。

刚开始做记者的时候，你的薪水也许比其他行业的同龄人高，因为记者的薪水是底薪加稿费，刚入行的时候，肯定很有积极性，一个月写很多稿子，月薪可能就能达到一万。相比之下，当去政府工作的同学，可能一个月的底薪也就是三四千，多一点的也就五六千。

但往后发展就不一样了，记者的体力是不断下降的，一开始的时候，你可能一天能写三篇，往后可能一周写三篇，再往后可能一个月都写不到三篇了。到那个时候，可能你的底薪高了些，写稿的质量也高了些，但是你写稿的篇幅和强度下降了，整体看来薪水是没有什么变化的。也就是说，五年前你的薪水是一万块钱，五年后还是一万块钱。

相比之下，你在其他行业工作的同学，可能刚入行的时候，薪水是三四千，五年后就到一万多，十年后更多的社会资源和社会地位都会朝他“涌过去”。但是做记者就不一样了，上了年纪之后，除了所谓的人脉之外可能什么都没有。

用俗一点的话来说，调查记者的成长是“吃青春饭”的。记者不像律师或者医生，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经验的丰富不断增值的，在中国做记者，随着经验的丰富是在贬值的。调查记者的转行是由体制本身造成的。在国外记者的待遇不是这样，无论是《纽约时报》还是《华尔街日报》，许多记者都可以做到白发苍苍，是因为它们的体制保证了他们可以这么做。

张志安：如果跟国外相比较，目前国内调查记者的职业生态确实不那么让人满意。

傅剑锋：目前，中国的记者不可能受到像国外记者那样的待遇，包括《南方周末》也不可能。《南方周末》以前有一个很棒的记者，刚来的时候身体很好，基本上每个月都有一到两个头版是他写的，每年都会写出几个震动整个新闻圈、甚至得到国家领导人批示的报道。但当他颈椎、肩周、腰椎因为写稿都开始严重出现问题的时候，他的底薪都被取消掉了，只能靠稿费生活，非常落魄，最后自己默默离开了《南方周末》。这种对记者的考核机制我看多了，太残酷了，所以我知道自己这样下去肯定不行，当我走到记者职业生涯走到顶峰的时候，应该急流勇退去做编辑。

张志安：就这么放弃做你热爱的记者行业，会不会觉得可惜？

傅剑锋：我去做编辑是在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我就做了编辑，地震后看到的残酷场面也可能是我选择做编辑的具体原因，那个时候真的是身心俱疲。

其实，做编辑也有做编辑的价值，通过做记者积累了新闻的判断力和采访经验，通过做编辑可以传递给前方记者。我所有的储存都可以和我的记者去分享。另外，做编辑还需要有比较好的协调能力。从2001年开始，我做了那么多年的记者，到2008年我感到自己应该去学习和提升自己这一块能力的空白了。所以我愿意放下以前的东西去做一个编辑。

有一些圈内的朋友觉得，会不会太可惜了，因为我的文章写得还是不错的，就这样放弃写作不会有遗憾吗？但对我来说，没有遗憾，因为外部的例子就摆在我的面前，要是一直做记者做下去，需要付出太大的代价了，选择转行做编辑对于我自己的能力增长来说更有价值。

张志安：从《南方周末》跳槽到腾讯网，选择去网站工作的原因是什么？

傅剑锋：这个其实是跟当时中山大学张洁博士要我去做一次讲演有关系。2010年的时候，张洁要我去中山大学讲一讲微博和传统媒体的关系。我当时就想对《南方周末》2010年全年的重大报道和头版报道做一次统计和分析，看一看微博对于《南方周末》这份报纸的影响力到底有多大。

后来我发现，里面大约有七到八成报道是微博对其直接产生议程设置作用的，大多数是微博先爆出，然后《南方周末》去跟进做了报道，然后再形成第二轮、第三轮的传播。传统媒体的议程设置能力已经完全被互联网所替代了。所以当时我看得很清楚了，传统媒体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下一个黄金时代一定是互联网的了。

张志安：当时，你周围的同事或者你熟识的记者都有这样的预判吗？

傅剑锋：其实在这一点上，我的觉悟是落后于我的其他同事的。我还在《南方都市报》的时候，很多同事就已经转型到互联网，今天已经做得非常不错了，有的开公司，有的成为四大门户的高管。当时，我还在《南方都市报》做记者做得不亦乐乎，根本没想过转型的事情。

直到2010年要去大学做讲演，这次对南周头版报道进行数据分析的结论很深地触动了我，我才下定决心要转型到互联网。要是再在传统媒体这条路上走下去，路会越走越窄。对于一个人，尤其是男人来说，做选择一定要看五年之后，不能只看现在。

当时，我还有一个心愿没有完成，就是我2004年做阿星砍手党的报道留下的遗憾。我想用2010年到2011年这一年的时间，静下来把这五六年来观察和积累的东西整理一下，并且进行高密度的采访，把砍手党的报道做出来。在我离开《南方周末》之前，我写了一系列《城市里的陌生人》的稿子，这可能是我职业生涯中做得做好的报道之一，呈现了城乡冲突背后的整个体制性的原因，并且这种原因的呈现是通过一个故事来完成的。最后,我采访了四五百个人，写了三十万字的采访手记，写成了一个将近六万字的作品，今年八月份也会刊发出来，这个心愿也算完成了。

张志安：从《南方周末》跳槽到腾讯新闻中心时，你是否有过担忧？

傅剑锋：担忧肯定是有的，但是方向看清楚了，就要去赌一把，如果瞻前顾后的话，干脆就不要做选择了。做选择一定是必须自我承担的，这个选择可能是适合自己的也可能不适合，但是我既然想清楚了，那就跳呗，如果不适应，大不了再回到传统媒体嘛。人选择的路径很广，转型的成本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高。

张志安：《南方周末》的同事，怎么看你转型的决定？

傅剑锋：大家肯定会觉得不舍吧，但是跳槽的人又不止我一个，前前后后有那么多人都跳槽了。我们那一年一下子走了七八个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想跳槽别人也不能强拦着。所以，一方面大家可能会不舍，但是更多的是比较平和的心态吧。

张志安：不同类型的媒体带给人的挑战和收获是不同的。你在网络媒体的收获与在传统媒体做调查性报道的收获有什么不同？

傅剑锋：总结起来，传统媒体是通过一篇报道来获得价值和自我成就感和自我实现的，网络媒体特别是像腾讯这样的平台是通过整个传播链条和大量的平台资源整合来达成自我实现的。

互联网传播模式影响力是传统媒体完全无法企及的。举一个例子来说，腾讯网“新年新衣”是一个给贫困山区的孩子送衣服的一个慈善项目，我也是项目负责人之一。我们通过网络报道在两三个月的时间内募集到了30多万件衣服并且完全分发出去。这是任何一个传统媒体都无法做到的事情。网络媒体通过报道，然后网友报名，进行互动，整合当地的媒体和公益机构，最后分发并进行信息反馈，形成一个报道加公益的闭合式网络传播链条，当时除了宁夏其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覆盖到了。从网络媒体和传统媒体中，我收获的成就感是不同的。

『传统媒体无法解决自身的问题，它存在于体制之中』

张志安：从2001年到2011年，你一共做了11年的记者和编辑。2011年，你跳槽到了腾讯公司，一年之后，又到了腾讯大浙网担任总裁。回过头看，这三次转型，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傅剑锋：其实只有从腾讯新闻中心到大浙网这一个转变是转型，以前的我觉得都算不上转型。因为以前我做过的所有的工作，无论是记者也好，编辑也好，还是新闻中心的副总监也好，都是我的所长，是我对内容的理解自然延伸出来的东西，这些东西都是绑在一条线上的。按照现在流行的说法来讲，一个好的产品经理必须有两万个小时的工作时间才能够成为一名出色的产品经理。就我个人来说，我花下去的时间肯定不止两万个小时，因此，在内容方面我可以做到游刃有余。从传统媒体编辑转向腾讯新闻中心做内容总监对于我而言并不构成很大的挑战。

但是，现在我所做的工作，在某种程度上说，是比较不讨巧的一个工作，因为我并不是一个对钱、对物质特别敏感的人。在以前的工作中，我对我的钱都不太上心，也没有像我的很多朋友一样把工资拿出来去做投资，我以前做得最多的事情就是不断地思考内容，思考各种社会、政治、经济的一系列比较宏观性的问题。现在我所做的工作，内容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且对于内容这一块我，做的是间接管理，而非直接管理，因为我们还有一个总编辑，我所负责的是更为宏观的管理。这对于我来说，才是真正的转型，要做一个真正成功的、有智慧的管理者，这是我必须面对的挑战。

张志安：从内容生产转型为管理运营，除了能力的提升，思维上的转换也很重要。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的文化会有差异，比如较之传统媒体，网络媒体的商业文化更鲜明，更加强调投入与产出比以及对市场需求的迎合与满足。你如何处理这二者的关系，如何寻求平衡？

傅剑锋：其实真正的现状是，大多数的传统媒体并没有一个清晰的分工，记者身上也担负着一定的经营任务。到了网络媒体之后，我所做的内容与盈利挂钩并不大，是相对独立的，所以价值冲突并不存在。

就企业文化本身来说，像腾讯这样的网络公司要比传统媒体好多了，不是好一点，好很多。因为说到底，传统媒体就是一个国企。传统媒体无法解决自身的国企病，它自身就存在于体制这个怪物里面。它里面会存在很多政治意识形态的约束，人际关系也更加复杂，有的时候会感觉到一种压抑感。它传播的东西和它自身存在的问题是冲突的。这也是很多传统媒体人存在困惑的原因所在。他们会想，我们今天帮别人维权，明天谁来帮我维权呢？

这种困惑背后是什么呢？是企业文化。很多媒体的企业文化都不能让人觉得真正很开心，因为它存在太多国企的毛病了。腾讯的价值观和我的性格是完全吻合的，它第一点强调的就是要正直，而且把正直这种理念植入到所有的考核里面，贯彻到人与人的交往中去，人际关系变得简单明朗了，只要专心做事就好了。我觉得，这样的企业文化就是我所需要的，我所渴求的，它给我了。

张志安：据你观察，调查记者的职业转型路径除了转向互联网之外，大致有哪些？

傅剑锋：这个因人而异。转向互联网是很大一部分，这部分的转型大都相当成功。像王雷，原来在《南方都市报》，是孙志刚案的报道者，现在是腾讯微博内容运营中心执行总监；另一位孙志刚案的报道者陈峰,如今是网易副总编；还有孙志刚案的编辑陈志华现在是凤凰网视频的副总裁，《南都》深度部原来的副主任龙志，现在是网易UGC中心总监。

第二种转型路径就是做公益。我看到很多调查记者，比如邓飞、王克勤等等，转型做公益，同时也有一批调查记者被他们所带动，做得也很不错。

第三种路径就是去公司，特别是财经记者，去公司做事的尤其多。他们去公司有很大的优势，知道舆论内在的变化是怎样的，可以帮公司做公关的工作；还有一些成为了专业的咨询师，做过很多财经报道之后，他们的专业知识并不亚于一些财经专家，好多人后来就直接去证券公司和投行工作了。

其它的路径还有自己创业开公司、开客栈的。比如《南都》深度新闻部原主任喻尘现在在云南大理开了一家自己的客栈。此外，还有其它许多转型的路径。

记者选择转型是体制决定的。在现在的情况下，传统媒体的路越走越窄，所以走的人就会更多了。

『互联网在很多方面都比传统媒体有更系统的链条』

张志安：从个人兴趣的角度来说，大浙网总裁和腾讯网新闻中心副总监、报社记者这三个工作相较而言，你最喜欢哪一个？

傅剑锋：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喜欢的，因为它都会给我带来学习发展的机会，新的知识和挑战和新的成就感。我每个阶段的选择，刚好跟我每个阶段对自己的期许是一致的。

张志安：回过头总结的话，这三个工作带给你的不同收获有什么不同？

傅剑锋：我在报社的时间最长，整整11年，我从一个行业报记者转向都市报记者，从一个常规的跑线记者转为一个调查记者，然后又成为一个资深编辑，通过一些报道对这个社会产生了一些正向的推动。这11年的工作我都不后悔，而且它带给了我很多快乐和成就感，也让自己真正能够为这个社会做一些事情。那些时光是很难去忘记的，而且对我这个人的价值观也产生了很正向的影响。

在腾讯新闻中心只有一年多时间，也让我受益匪浅。这为我的人生打开了另一扇窗户，让我意识到过去的内容操作是非常单向化的，也没有多少数据化的观察可言。过去，我们做新闻凭借的是新闻感，往往拍脑袋做新闻，能看到的数据反馈也是很慢的。到了互联网就不一样了，数据会告诉你，网友的偏好是什么，你通过分析各种数据去寻找他们的行为方式背后的逻辑，再和你的新闻选择和判断结合起来，去做内容的选择和产品的升级。

互联网的运营是呈现出链条状的。我们在做内容管理者时，会有非常完整的一条链条，可以整合全国各地乃至全球资源。比如，一个人特别需要帮助，在传统媒体就只能发一篇报道，然后呼吁大家帮助，但是在互联网机构里，可以立刻发起一个公益行动，它不仅完成这条新闻的传播，它还要对这条新闻进行数据分析，进行更后续的效果上的延伸，通过与网友的互动，让新闻的主角获得帮助。这样一来，我做新闻的成就感肯定就是不一样的。

当然不仅是这一点，在很多方面，互联网都比传统媒体有更系统的链条。互联网这一块对人的综合要求会比传统媒体更高，整个视野也会被颠覆，能感受到更为广阔的东西，能感受到这个时代最有前景的、最可能对这个社会产生影响力的力量。

张志安：你曾经多次表示，如果不做记者，希望能做学术、做研究，将来还会去实现这个想法吗？

傅剑锋：会。我很愿意与一些大学合作，现在的大学新闻院校有比较大的问题，就是自我更新的速度跟不上行业发展的速度。因为新闻这个学科与其他学科有一些不一样，它变化得特别地快。

一个比较好的方法是让有一些有实战经验的人融入到大学中去，这样就可以达到教学相长。国外很多新闻院校不就是这样吗？有很多媒体老板同时也是大学里做研究和知识传播的。

做知识研究的人也会跟媒体有深度的合作。我现在也很愿意有这样一个途径，这样一来，我既可以做自己的工作又可以超越自己的工作去做一些更加宏观的思考，这对我自己来说是有好处的，同时也可以将最新的东西传递到学生那里去，从而让我们的新闻教育变得更“接地气”，同时也可以提升大学研究的针对性。

(作者分别为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院长，学生。本文系中山大学百人计划引进人才项目“新媒体环境下的新闻从业者”项目成果之一，项目编号：17000-3281301。)